从别人的“求生”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
过去十年里,荒野求生节目在全球范围内风生水起。从贝爷的“硬汉奇观”、德爷的“脆弱真实”,到美欧日韩的“极限生存”“自然记录”和“社会实验”,再到今年在中国爆红的“张家界七星山杯百人荒野挑战赛”, 这类内容跨越文化和语言,获得了全球惊人的关注度,为观众们呈现了一种“更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然而,看得越多,我们越难逃一个核心提问:屏幕上的荒野,到底有几分是真实,有几分是制造出来的?荒野求生节目看似修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其背后是一整套精密的制作体系、叙事逻辑与商业机制。说到底,荒野是节目呈现的自然,也是人类幻想中的自然。
上图:在《Man vs Wild》中贝爷被塑造为“荒野超级英雄”。
荒野求生有多真?
若要理解“荒野的真实性”,最典型的对照还得是贝爷(贝尔·格里尔斯)与德爷(埃德·斯塔福德)。
在《Man vs Wild》中贝爷被塑造为“荒野超级英雄”。他跳瀑布、爬冰壁、喝动物眼睛里的液体,似乎永远精力充沛,节目以紧凑节奏和奇观镜头制造“动作大片”般的刺激感。然而节目揭秘后人们才认识到:团队提前踩点、预置道具、安全人员随时待命,许多看似险象环生的瞬间都有备用方案。贝爷的荒野是一场经过精心设计的动作大片,危险是有剧本的,荒野是为了观看而存在的。它呈现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征服自然”的娱乐叙事。
与之对照的则是德爷的《Marooned》系列。在节目中德爷追求“极简真实”: 他几乎裸身上阵,全程自己拍摄、自己求生。他会因为取火失败或孤独而崩溃,但节目依旧建立在安全监测与技术保障之上。卫星电话和远端的医疗团队都在随时待命。德爷的荒野比贝爷更真实,却仍然无法完全脱离节目的生产体系。
上图:《Alone》中十名参与者分散在荒野独自生存,最后留下者赢50万美元。挑战地点多为严寒或危险区域(如西伯利亚),需对抗灰熊等野兽。
如果说德爷强调感受型真实,美国《Alone》则代表“极限真实”。参赛者完全孤身求生,被极寒、饥饿与孤独压迫。然而节目依然不是纯粹观察:制作组在选人、叙事结构、镜头筛选上具备绝对主导权,最终呈现的是经过剪辑压缩的“高度可观看的孤独”。
与此同时,日韩与北欧的求生节目则呈现各自文化的荒野想象。日本节目强调手工与自然和谐;韩国倾向把冒险包装为“社会心理实验”;北欧强调静默、风景与“森林哲学”。 而中国荒野节目发展较晚,张家界“七星山杯”的活动也需要严格的安全机制、规范管理与政策许可,从而形成一种“安全线下的真实体验”。 这些不同版本说明:荒野并非单一形态,而是文化的选择。各国观众想看到怎样的荒野,决定了节目将制造怎样的荒野。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哪,镜头前的荒野都不是随机发生的。选手并非简单挑选“强者”,而是挑选那些故事性强、情绪反差大、能被记住的人。节目需要的是“可叙事的人”,能在极端环境中表达情绪的人,而不是最擅长野外技能的人。
节目拍摄的荒野也从不是“自然状态”。制作团队会提前数周甚至数月踩点,对地形、水源、天气、野生动物进行全面评估,确保既有挑战性又在安全控制范围内。极端环境的背后,是随时待命的医疗组、安全通道、通信系统和隐蔽的“退出机制”。
后期剪辑则进一步重塑了荒野的戏剧化叙事。漫长而无聊的真实野外时间被大量删掉,崩溃、争吵、摔倒等情绪高点被保留并强化。配乐与音效让自然变得更具冲突感,镜头顺序也常被调整以增强连贯性。真正的荒野可能缓慢、静止、没有目的,但荧幕上的荒野必须紧张、有情绪、有节奏。
正如接受《新民周刊》专访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IAAP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候选荣格分析师徐涛所言,屏幕上的荒野既是真实的自然,也是被影视节目制造出的自然。它迎合了现代都市人渴望探索自我、战胜自然的心理需求。真正的荒野,或许一直在镜头之外。最终我们看到的荒野,也许不是森林本身,而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那片“人类未被驯化的地方”。
为何会沉迷荒野求生?
在全球荒野求生类节目中,那些原本默默无闻的素人参赛者,他们不是专业演员,也没有经过话术训练,却凭借在极端自然环境中的真实反应——挣扎、脆弱、崩溃乃至重生,在节目播出后迅速被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关注和讨论。他们成为“荒野精神”的象征,却鲜少有人意识到——真正的难关,从节目结束、回到城市生活那一刻才开始。
徐涛近年来专注于研究时代与文化创伤对人类心灵独立成长的影响,她指出,荒野的力量来自它的“原始”。在森林、冰雪或沙漠中,参赛者们没有工作、社交、信息噪音,也没有任何人际压力。他们在自然里变得直接,也更加纯粹。正因为这种极端“去复杂化”,素人的情绪在镜头中显得真实:恐惧不会被压下,喜悦不需要修饰,孤独也无需隐藏。这种未经加工的情绪往往让他们在节目播出后获得强烈共鸣。“对英雄的向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特质。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榜样的影响下去成为自己的,荒野求生的极端环境,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成为英雄的潜能。那些克服千难万险最终获得成功的人,更是在众人的见证下成为了英雄。”
但这种“真实被看见”往往是把双刃剑。参与节目本身就是一场冒险,是一场心理与身体都充满极致拉扯的经历,会给不同的人造成一定的“心理伤口”。特别是在被记录、被观察、被反复评价之下,更会激起参赛者内在自我评价和自我感知,产生“我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一种原始拷问。
“从积极的角度看,那些平常没有被看见或者渴望被看见的人,终于如愿以偿,这样的外界关注会激起他们更大的斗志。但也有的人会觉得这样的经历会让人倍感压力。荒野剥去了一切外在身份,让他们看到最真实的自己;回城后,社会要求他们重新成为多面角色。荒野与城市的切换太快,让他们无所适从。从极致的生命体验回归到平淡、平凡甚至平庸的日常生活之中,大部分人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落差,如何弥补整合荒野体验带来的全新身份与原有生活模式的裂隙,是每一位选手的漫长使命。”徐涛说。
再看那些通过荒野求生成为网红的人,突如其来的名气与商业机会,让他们的言谈举止,可能都会被放大无数倍,他们必须不断展现出“坚韧、自然、真实”的形象,否则就会被质疑“塌房”。为了维持流量与热度,不得不继续展现所谓的英雄气概。他们本想逃避城市复杂性,一种更强的社会期待反而像一把无形的枷锁,让他们陷入到不得不按照节目组设定的标签去“表演”的生活之中。
“这对人的心理是个巨大的考验。毫无疑问,荒野求生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极致的环境、反复的测试通关、被注视的压力等等,都是一次次的心理伤口,需要时间去愈合。有的人心理韧性极强,内核稳定,会将这次的生死体验融合进自己的生活之中,重回有秩序的都市生活;而有的人内核没有那么稳定,则可能经历一场或长或短时间的人格重建。在这场与自我的战斗中,来完成‘我是谁’‘我可以是谁’的灵魂拷问。”
事实上,除了参赛者会经历一次“寻找英雄”的挑战之外,荒野求生类节目中的观众群体,其实也在经历一场“寻找自我英雄”的情感共振。有调查显示,这类节目最忠实的收视力量并不是户外运动员,也不是专业探险者,而是生活在城市里、被工作与信息淹没的普通人。夜晚,他们坐在沙发上,看着参赛者在暴雨中找火、忍受孤独、追踪动物。
在徐涛看来,作为“成熟的半接受者”,观众们当然知道节目掺杂着大量的设计成分,选手也不可避免地有“演绎”,但大量真实碎片营造出的危险与刺激仍然让他们心跳加速,节目结束后,甚至会出现一股前所未有的放松感。
“节目中巨大的外在冲突缓解了观众内在的心理冲突。”徐涛指出,这类节目吸引都市观众的核心秘密就在于提供了强烈的共鸣与连接感。在高度秩序化、结构化的现代都市之中,每个人都像一颗被磨掉了棱角的螺丝钉,极度缺乏存在感。野外生存的粗粝感,如钻木取火、寻找水源、搭建庇护所、寻找有效食物等技能,极大地唤醒了人们潜意识里的存在感。荒野求生节目在某种程度上兼具了末日想象的功能,是一种“微型灾难模拟”,让观众在安全环境下想象并排练“当世界失序时,我是否有能力活下去”。
此外,屏幕里的危险极大地刺激了人类大脑分泌肾上腺素,而观众的身体却处于绝对安全之中。这种“高刺激”和“零后果”的组合本身就具有成瘾性。悬崖边、暴风雪、夜间异响与极限饥饿,都能激活人类天生对危机的敏感系统,使观众无法移开视线。
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替代性冒险心理。现代城市生活的人们每天要面对会议、社交、工作压力与繁杂的信息,某种程度上都不得不带着面具生存,久而久之让人被禁锢在某种角色里。而荒野求生节目让观众将自己带入进去:“在大自然中,和赤裸的自己面对面,我会怎样面对生与死的考验?”
正如参赛者们谈及的,在荒野中,一个人一天只有三个目标:找食物、保暖、睡觉。在极端自然中,他们第一次感受到简单目标带来的满足感:生火的成就、找到水源的喜悦、搭好庇护所的安全感。这些直接的正反馈与城市里漫长、模糊、缺乏意义感的任务形成鲜明对比。
徐涛说:“观众之所以沉迷求生节目,是因为它呈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稀缺的东西:明确的目标、直观的反馈和真实的情绪。他们在观看他人冒险时,完成了一次属于自己的心理代偿。在这个高度稳定却同样让人们深度焦虑的世界里,荒野象征着一种普遍渴望——渴望重新开始,渴望从复杂中抽离,渴望找回那个被日常生活覆盖的‘真实的自我’,那个隐形的英雄。”记者|陈冰实习生|李思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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