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再推“双减”，能否“精准起效”？

　　凌晨1点的书房里，六年级学生林晓宇的台灯还亮着。书桌上放着一本作文本，这次的作文练习他只得了C，老师要求回家重写，第二天一早必须上交。林晓宇本来做作业就比较磨蹭，玩玩写写，平常也要弄到九十点钟才能完成老师布置的全部作业。如果遇上老大难——写作文，再折腾一两个小时都是常态。

　　抓耳挠腮，东拼西凑，林晓宇总算写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母亲在客厅沙发上打盹，手机设着凌晨1点的截止闹钟——“如果还没写完，我就坚决不让他写了。”简单洗漱一番，凌晨1点半上床睡觉，早上6点又要起床，睡眼惺忪的林晓宇倒是没有起床气，毕竟睡眠不足对他而言几乎是常态。在乘车上学的那20分钟里，他会见缝插针地再打个盹。

　　家长群里，大家都在吐槽，孩子们为了那篇重写的作文，最早的也弄到了十一二点才睡下，搞到凌晨一两点的也不在少数。大家也不敢表达对语文老师的不满，毕竟她认认真真修改了每个孩子的文章，让大家一定按照她修改好的、达到A的文章学习、体会，这样能为未来的考试积累好素材，取得高分作文。

　　林晓宇就读于国内一线城市一所教学质量很好的初级中学，整个班级的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常常充斥着你争我赶的竞争压力。很多孩子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一路补习。“尽管每个科目的老师布置的作业都不算多，但加在一起他还是要搞三四个小时才能做完。”林晓宇的妈妈说，孩子的学习习惯不够好，是事实。但是每天课外延长班放学已经差不多6点钟，晚高峰乘坐公交车到家差不多就要7点钟了。“这周已经四个晚上弄到深更半夜了。” 母亲的叹息里藏着无奈，孩子最近总说头痛，体检单上的视力数据又降了。

　　初三学生张丽的周末被切割成六个时段：周六上午数学补习班，下午物理课，晚上作文集训；周日上午英语口语班，下午化学补习班，剩下的时间完成学校作业。“我们看着都心疼，让她不要去补习班了，学校的试卷都做不完，补习班又发了一堆。但她自己不肯啊，说是不补习，肯定连现在的成绩都保不住。”张丽的父母一个毕业于浙江大学，一个毕业于复旦大学，如今身处上海教育“内卷高地”闵行区，他们颇有几分无奈，虽然已经不指望女儿能够延续他们的学霸人设，但还是希望她能够顺利考上大学。“如果按照她现在的成绩，考高中都困难。在强手如云的同学面前，我们觉得孩子已经很努力了，上次班级组织春游，她居然带着试卷在车上做。” 张丽母亲的话语里满是痛心。

　　高中生李玥为了冲刺 “双一流” 高校，学校里大大小小的考试评测就没停止过。她所在的班级每次考试后座位都按分数重新编排。一次模考失利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两天，日记本上写着：“我好像只是个做题机器，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这些发生在校园里的真实片段，正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缩影。当机械刷题取代了探索热情，分数排名碾压了个性成长，教育便偏离了育人的本质。在此背景下，教育部从2018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减负政策，2025年岁末连续更是出台减负新规，力图重塑基础教育的生态。

上图：国家出台一系列“减负”政策，把时间还给孩子，发展兴趣爱好。

“减负”组合拳

　　我国的减负政策早已形成系统性布局。2018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出台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从办学规范、作业管理到校外培训等维度划定红线，成为减负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2021年教育部推行的“五项管理”专项行动，以手机、睡眠、读物、作业、体质健康为切入点，提出“小学生每天睡眠10小时、初中书面作业不超90分钟”等刚性要求，将减负落到具体生活场景中。而 2021 年 7 月中办、国办印发的 “双减” 意见，通过压减作业总量、规范校外培训、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等核心举措，掀起了基础教育的深刻变革。

　　如果说此前政策搭建了减负的 “四梁八柱”，2025 年末密集出台的两项新政则标志着减负进入 “精准深耕” 阶段。11月7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与12月16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日常考试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看似针对不同主体，实则构成了 “减负提质” 的双重保障。

　　《措施》通过发文前置审核、清单管理督查检查、社会事务进校园 “白名单”、严控教师借调、精简数据填报、完善课后服务保障、健全监测核查及强化部门工作协同等方面提出8条措施，为教师减负，间接保障学生减负政策落地，让教师回归教学主业。

　　长期以来，教师被大量非教学任务裹挟：各类督查检查、数据填报、社会事务进校园等工作占据了近40%的工作时间，导致教师无力深耕课堂设计与作业优化，减负政策沦为 “纸面要求”。此次出台的8条措施，可谓精准直击痛点。

　　《通知》的核心是压减考试频次——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义务教育其他年级每学期1次期末考试，初中可适当安排1次期中考试；高中控制统考联考次数，严禁抢赶教学进度、超前超纲命题；实行等级评价，淡化分数竞争，强化素养导向命题，减少学生考试焦虑。

　　一位不愿具名的上海小学校长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上海作为教育改革的先行区，教师的非教学任务并不多，教师们眼下更多的精力是花在如何适应新时期的教学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设计更好的教学内容，提高教育质量。“我们之前引进了AI批改试卷系统，能够快速批改学生试卷，形成数据分析报告，非常有利于教师掌握班级的教学情况。现在要求一二年级没有笔试考试了，三四五年级也就只有一个期末考试了。我们的机器貌似要闲置了。在不考试的前提下，如何掌握孩子们的学习情况？这对老师的教学提出了新要求。”

　　这位从业30多年的校长指出，有一段时间，出于升学压力，一些学校的考试举行得比较频繁。现在的政策直接将频繁考试按下了暂停键，为了应对“减负”政策，这些大小考试被取名为“学习习惯考察”“嘉年华”“游园会”等。对学习效果的考察是不是依然有必要保留呢？毕竟，教育部要求要创新试题形式，科学优化试卷内容结构、题型结构和难度结构，逐步增加应用性、探究性、开放性和综合性试题的比重。“教育要培养和选拔创新性人才，而小学教育阶段主要是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和发展一定的兴趣爱好。这不光是学校的任务，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如果家长还陷在唯分数论的泥沼里，继续让孩子在课外做刷题机器，是很难适应今后的人才需求的。”

上图：2025年11月17日，上海市松江区立达中学机器人兴趣组的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机器人编程知识及机器人组装与调试技巧。

准备好了吗？

　　多位接受《新民周刊》采访的家长均表示，最近几年明显感受到减负政策在学生身上产生的反应。李黎的两个儿子分别出生在2008年和2012年，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小儿子在小学阶段的学业压力小于哥哥。“哥哥一二年级每天回来还有书面作业，国家的双减政策是从2018年开始的，刚好那年我家老二读小学一年级，基本上没什么作业，在学校就写完了。星期二还有无作业日，相对而言，多出了许多空余时间。课后延长班也有体育或者音乐、艺术等相关课程可以选择，孩子感觉还是蛮轻松的。”

　　不过，李黎感到班级里的家长出现了严重分野。一部分家长让孩子零起点入学。还有一部分家长则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未雨绸缪，报名了幼小衔接课程，学习拼音、书写、计算等课程。随着年纪增长，有的家长不断给孩子加码，报了很多课外补习班。李黎则还是继续“散养”，着力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我们约定好每周末三天有固定的时间打一个小时游戏，每天有半个小时使用电子产品，其他时间就是阅读、体育锻炼。他放学回来会先完成作业，再做其他事情。因为没有提前学习相关课程，所以他上课也很认真，积极和老师互动，学习基础也打得比较牢靠。”

　　转眼小儿子已经读初二，每天的作业时间不超过1个半小时，家里也没有额外报任何补习班，更多时间让他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每天差不多9点半左右上床睡觉，早上6点45分起床，睡眠时间得到充足保障，身高一下子蹿到了1.8米。“学习成绩稳步提升，身体素质也日益增强。关键是近视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已经有两年没有涨度数了。”

　　与李黎的淡定不同，升学焦虑情绪在家长身上普遍存在，“暗卷”无处不在。小学虽无升学压力，却面临家长“功利性期待”——希望通过竞赛、考级为小升初铺路，形成“学校减、家庭加”的怪圈。各种各样的作业实在太多，有的孩子不得不凌晨起来写作业；更有甚者为提升竞争力，让小学五年级孩子提前学完初中课程。老师也尴尬，“作业多了被投诉，作业少了也被投诉”。

　　李黎拒绝了儿子同学妈妈“拼名师”的好意。他们合资聘请了一位退休教师，每周三晚在小区会所补课，对外宣称“亲子读书会”。“学校减负越彻底，我们越恐慌。我们肯定是不敢停的。”这位妈妈的话道出了不少家长的心声——政策试图为竞争降温，但大把家长心有不甘。在他们看来，减负要求与升学竞争的底层逻辑相悖。当高考仍以分数为核心选拔标准，当地方政府仍以升学率考核教育部门，就不可能真正“减负”。

　　某市重点高中担任语文老师的陈诺告诉《新民周刊》，她一直告诫家长死记硬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是只要练习得够多就能成功。现在需要的是“消灭低效的、缺乏反馈的、在黑暗中摸索的无效练习，未来的考试不是考你记住了多少知识点，而是考你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能提出什么创新的想法。家长不应该陷入‘刷题=升学=成功’的线性思维，盲目为孩子加码校外培训”。做了三十来年班主任，她坦言，“‘减负’的路道阻且长”。

　　专家指出，国家出台一系列“减负”政策的信号再明显不过，未来要系统性地选拔和培养创新人才，不要再为了一两分去耗尽孩子的热情和创造力，盯着分数“内卷”，家长亟需改变认知，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完整的人”，而非“考试机器”。现在拼的不是谁更能卷，而是谁更能顺势而为。尊重孩子的兴趣选择，让孩子在热爱的领域发光发热，才是教育的真谛。记者｜陈冰（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