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
从物理讲台到三座场馆,一位自评“及格”的馆长
他最喜欢讲的故事,是关于一颗苹果。
三十多年前,倪闽景在上海复兴中学的物理课上讲电阻,随口提到人体穴位之间电阻很小。这在大多数课堂里,不过是一句淹没在公式与考点中的闲笔。但有位学生并不认同老师的观点,站了起来:“老师,你讲得不一定对,我要做实验。”
他当真拿来仪器测量不同穴位的电阻,结论是果然很小。后来在测完苹果的电阻后,甚至捣鼓出一台无创检测苹果甜度的仪器——不用榨汁,一碰就知道甜不甜。
如今,坐在上海科技馆的馆长办公室里,倪闽景提起这段往事,若有所思。“我从来没教过他要做苹果实验。创新不是我要创新,是他自己好奇,自己动手,自己发现,把一个从来没有的现象变成应用——这叫生成性。”在倪闽景看来,好奇心是起点,自主性是引擎,创新是途中偶然撞见的风景。
这就不得不提另一个故事:2026年初夏,倪闽景到展区巡馆,在“材料魔方”区域看见一个八九岁的男孩蹲在一块金属板前,反复将一枚硬币掷向板面,每次落地发出清脆而略有差异的回响。母亲数次催促“去看下一个”,男孩充耳不闻。15分钟后,他激动地说:“妈妈,这块板每个地方的密度不一样!”
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场景,让不远处观察的倪闽景伫立良久。在他看来,这个孩子拥有一种当代儿童身上日渐稀缺的品质:自主性。不是被安排好的探索路线,而是一个人对一个未知对象发自内心的、不计时间成本的沉浸。
两个场景,相隔三十余年。但测苹果的孩子和听声音的男孩,都在做同一件事——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向未知发问。
2026年6月,《新民周刊》记者专访了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这位做了几十年教育工作的馆长,起码说了一二十次“好玩”。让孩子们觉得“好玩”并愿意去探索,是倪馆长主要工作的目标。
物理教师出身的倪闽景,在2023年春天接手上海科技馆时,正值这座科普综合体启动闭馆升级改造。从教委办公楼走进空荡荡的场馆,他的第一个想法是:“闭馆三年,科普不能停。”于是他开始在厨房里拍实验视频,用彩虹糖做花纹,用胡椒粉演示表面张力,账号取名“馆长和他的实验朋友们”。
有人称他“网红馆长”,他纠正:“我是实验馆长。”这三年来,他从物理讲台到三座场馆,始终在为这种“蹲下来”的时刻寻找制度与空间的容身之处,也在琢磨一个问题:当AI可以考满分、机器能够替代大多数技能时,我们的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下一代?
稻堆里的洞 一个教育者的原点
20世纪70年代,浙江嘉善,一个临河村庄。秋收过后,稻场上隆起一座座金黄色的稻堆。年幼的倪闽景与伙伴们钻入稻堆,用双手挖出洞穴,用稻草搭建支撑结构,反复试探怎样的拱形才不会坍塌;也藏身洞中,聆听外面风声、人声层层过滤后的回响。
那个年代的田野没有安全围栏,也没有成人全程监护。孩子们在河渠中游泳、在田埂上追逐、在稻草堆里探险,每一种游戏都包含着真实的物理法则与真实的风险——稻堆会塌,渠水会呛,奔跑会摔,但正是这些毫不“无菌”的日常,让他和伙伴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隐秘王国”。这座“王国”是一个允许坍塌、但必须自己重建的空间。每一次失败都逼着他们重新观察、调整与协作。
多年后,回望这段经历,倪闽景感慨的不仅是稻堆里的冒险,更是两代人成长逻辑的翻转:“以前生活条件那么差,反而有自主;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反而空间小了。"独生子女被过度聚焦,家长过滤掉风险的同时也过滤掉了试错和重建的机会,而自主性恰恰是在“可能出错”的实践中长出来的。
来自田野里悟出的朴素道理,在他后来的人生中不断被印证。1985年,倪闽景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第一次读到卡尔·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这部科学哲学著作给了他一次观念上的震撼。“以前总以为科学代表正确。但这本书告诉我,科学的本质是‘可证伪’,任何理论若无法被证明为错,便不属于科学。”
稻堆里的试错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让倪闽景的直觉上升为方法论:科学精神的精髓,不在于背诵正确的结论,而在于敢于质疑、主动挑战,并在自主思考中坦然试错。一个害怕犯错的人,不可能产出真正的创新;一个不允许犯错的环境,也不可能孕育真正的科学家。
倪闽景(左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本·费林加与孩子一起做实验。
倪闽景大学毕业后,面临两个职业选择:舞台灯光设计师,或高中物理教师。他选了后者。此后的18年,他站在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的讲台上,面对一届又一届学生,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那个关于“坍塌与重建”的信条。
在复兴中学,他推动创建了“自主物理实验室”,那里没有预设的实验步骤,也没有标准答案;学生可以研究“彩色的影子”,也可以好奇地测量苹果的“穴道”。而在教学方法上,他也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激励秘籍。但凡物理成绩进步20名的孩子,他自掏腰包请全班吃大餐;如果全班齐头并进,他就带大家去打保龄球。“做老师那18年,是我幸福感最爆棚的时候。”
真正让他的教育观完成闭环的,是关于“最后一名”的顿悟。他一度痛苦于一个问题: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孩子,是否不公平?后来他豁然开朗。第一名得到表扬,失去的是直面批评的机会;最后一名承受批评,收获的却是抗挫折的韧性。
好奇心背后 自主性的教育学
讲台上的18年,让他把“坍塌与重建”的童年哲学,内化为一套关于成长与评价的完整信念。而当他离开讲台,走进一座更广阔的“课堂”时,这套信念又被推向了新的纵深。
2023年3月,倪闽景接任上海科技馆馆长。一个月后,这座累计接待观众逾八千万人次的科普殿堂宣布闭馆大修,是全球科技馆中单次改造规模最大的项目。实体空间关闭,但科普不能停摆。倪闽景开动脑筋,大步创新,开设了新媒体栏目“馆长和他的实验朋友们”。
他立下目标:发布至少1000个实验,让每一个都成为点燃好奇心的火种。闭馆三年间,他频繁出席各类公众活动,谈论科学精神、探讨AI教育、演示家庭实验。他的核心观点逐渐清晰:自主性比好奇心更重要。“好奇心每个小孩都有,但最重要的是自主性。有了自主性,好奇心才会有行动力。”
他观察到,当代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自主性的萎缩,孩子捡到一块石头如获至宝,几千元的玩具反被弃之一旁。这种成人无法理解的选择,恰恰是自主性的体现。
自主性如何生长?倪闽景认为,它不是被“培养”出来的,只能在真实互动中生成。孩子与同伴的摩擦、运动中的磕碰,这些让家长揪心的时刻,反而是自主性破土而出的缝隙。“自主性不是赋予的,是生成的。”他反复强调。生成,意味着它无法靠外部灌输完成,而必须在具体的关系与行动中自我生长。
他用“课程”与“博物馆”的对比来理解这种差异:课程是一条预设的跑道,跑得快慢决定分数;博物馆则是一片开放的原野,你可以驻足、停留,也可以凭自己的节奏穿行。两者各有价值——跑道训练效率与精准,原野孕育好奇与选择。教育的平衡,不在于用跑道取代原野,而在于让每个孩子都能在二者之间自由往返。
倪闽景在中国恐龙大展开幕式上介绍展览。
打开库房,
把博物馆送到孩子身边
离开讲台后,倪闽景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课堂——三座亚洲顶级科普场馆。
2026年马年春节,上海科技馆启动试开放。十大常设展区、405组互动展项,展品原创率高达87%。倪闽景为这场回归设定了三个声音指标:“我们期待有三种声音会在科技馆反复出现。第一个是‘哇’,代表看到了有趣的展项;第二个是‘哦’,代表明白了科学原理;第三个是‘咦’,代表产生了新的好奇。”
2001年开馆时的“智慧之光”展区被完整保留,66个体验项目25年未曾更替。“经典的永远经典。”观众测评显示,这是公众最喜爱的展区。
但他最在意的,是一个一千多平方米全新空间明日科创营的核心课程品牌“来做实验吧”。“这个‘吧’就是英文‘bar’的意思,它是一个开放给公众做实验的空间。”这一设计呼应了他33年前在复兴中学创立的“自主物理实验室”,不同之处在于受众从高中生扩展至全年龄段。这个空间传递的理念很清晰,科学教育不是展品的单向陈列,而是公众的亲身参与。
闭馆三年期间,倪闽景还推动了“一平方米博物馆”计划——将馆藏标本和展品送到学校,搭建一平方米的微型展览,引导学生在“一平方米博物馆”中实现自身与知识的联结。“要解决的是孩子对博物馆没有感情的问题。教育最重要的是关系。怎么建立情感?跟学生有黏性互动很重要。”截至目前,全市共推出约100个“一平方米博物馆”。
这一计划效果远超预期。2025年9月,上海博世凯外国语学校启动了一座以亚洲象标本为核心的“一平方米博物馆”。这头来自云南的亚洲象标本从上海自然博物馆运来,全校师生为其取名“森宝”。学期结束需要搬回时,校方拒绝放行,还是趁着假期才完成搬回。
倪闽景在“馆长面对面”环节与同学们交流时,分享了一个关于“生命三次死亡”的观点:“大象自然死亡是第一次,躯体消失是第二次,被遗忘是第三次。现在它成了标本,被你们爱着、记着,就永远'活着'。”他认为,以往这类大型标本多藏于博物馆,孩子们一年难见几次,现在放在校园里,它能天天陪伴孩子,建立更深的情感连接。
他还提出“藏品倍增计划”,每五年让藏品数量翻一番。上海科技馆目前拥有31.5万件藏品,与大英自然博物馆差距悬殊。他的对策是“万物可藏”。
2026年7月18日,上海科技馆正式启动新一轮社会藏品征集。有机构送来攀登过珠峰的机器人,有收藏家送来1905年的雷明顿打字机。“馆庆日那天,如果带一样东西过来免门票。一天来1万人,不是1万件东西就有了吗?”
关于软件与硬件的“全息收藏”,倪闽景也有前瞻性思考。“BB机可以收藏,但呼叫台已经没了。你光收一个BB机,后人看不懂。”他认为,科技馆必须建立一种“环境收藏”的理念,将设备、系统、使用场景一并留存,才能真正记录科技史的全貌。目前国内在这一领域几乎空白。
倪闽景与学生们一起做实验。
创新是长出来的,
不是挑出来的
“把实验室还给公众”是空间层面的答案,关于“人”的答案,倪闽景琢磨得更远。在他眼中,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逻辑,与当下盛行的“掐尖”选拔机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错位。倪闽景对创新人才有三个基本判断,每一个都直指传统观念的痛点。
第一个判断是智商不是决定因素。爱因斯坦幼年被认为迟钝,爱迪生曾是班上最后一名,屠呦呦、陈景润也远非机敏过人之辈。一个有趣的统计是,诺贝尔奖得主中,学生时代考最后一名的远比考第一名的人要多。
其二是创新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涌现”出来的。正如太平洋上一朵气流,没人能预言它会发展成台风;台风最终成形,由成长过程中遭遇的环境、温度、水汽共同塑造。人的成长也是如此。一个孩子未来的成就,无法在起点被精准锁定,更不可能通过层层选拔预先“圈定”。
其三,多样性是创新最肥沃的土壤。最聪明的孩子和最不聪明的孩子坐在一起,本身就是在互相学习。顶尖学生思路凝练、跳跃性强,很难想到那些“笨问题”,而恰恰是这些看似笨拙的提问,有时能打破思维定式。单一化选拔只会让思维趋同,而趋同是创新最大的敌人。
倪闽景作《实验是科学教育最好的样子》报告。
一个著名研究印证了这三个判断。1921年,斯坦福大学教授特曼筛选出全美最聪明的1528名儿童,进行了长达50年的追踪。结果令人震惊,这些被公认为“天才”的孩子,最终成长为顶尖创新人才的,一个都没有。
倪闽景由此推导出一个关于“寻找”的比喻:如果房间里藏着一件宝物,但谁也不知道具体位置,是只让考试第一名进去找更有可能找到,还是让所有人一起进去找?答案不言自明。那个最终找到宝物的人,就是所谓的拔尖创新人才。这一过程无关智商排序,只关乎覆盖的广度。“掐尖”的逻辑,恰恰是把绝大多数人挡在了门外,而这绝大多数人里,很可能就藏着未来的突破者。
过去几十年,教育体系培养了能快速学习、高效执行的人才,这种模式在当时是有效的。但当一个国家走到科技前沿,就必须转向真正的创新驱动。教育逻辑必须从“选拔少数人去拆解已知”,转向“激励所有人去探索未知”。
面对人工智能,倪闽景保持清醒。市面上多数AI学伴产品仍在为应试服务,把刷题效率推到极致。在他看来,AI真正的价值在于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每个孩子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路径。
但技术的边界也必须说清楚:AI无法替代人的大脑,更无法替代人类的好奇心与突破边界的勇气。教育的核心始终是培养“人”的素养,而不是把人训练成更高效的机器。
问及给自己当馆长的评分,倪闽景给出一个让人意外的答案:及格。他解释这并非自谦,他本质上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而非专业的博物馆人。上海科技馆的定位是世界一流的自然科学博物馆集群,在他眼中,能够与国际顶尖大馆平等对话,够得上及格线;而要做到引领,还有明显差距。
从稻堆里的洞穴,到复旦的物理课堂,到复兴中学那间没有标准答案的自主实验室,再到如今三座亚洲顶级的科普场馆,倪闽景用大半生走完了一个完整的圆。他始终在做同一件事:为孩子留下一个可以亲手挖掘、自由建造的空间。
而创新,不过是一个有自主性的人,在行动中撞上的那堵墙——墙倒了,路就出来了。记者|吴雪
链接:倪闽景小传
倪闽景,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会副主委,上海科技馆馆长。1967年生于浙江嘉善,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执教十八年。2023年出任上海科技馆馆长,推动“一平米博物馆”进校园、藏品倍增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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