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内，她2次冲顶珠峰

　　2026年5月27日，清晨7点05分，阿思站在了珠峰南麓之巅。

　　“我趴在山顶的雪墙上，往北边看。褐色的山峦连绵起伏，没有尼泊尔这边的雪多，但那是中国，是我的家乡。”

　　返乡后，阿思在上海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她告诉记者：到世界最高的地方看一看，这是她从小的梦想。不是为了炫耀，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就是想知道，站在再也没有更高的地方，世界是什么样子。

　　为了这一刻，阿思已经准备了半生。

上图：2026年5月27日清晨7点05分，阿思登顶珠峰，手持珠峰峰顶铭牌记录下梦想成真的一刻。

世界巅峰的入场券

　　海拔8848.86米，珠峰从来不是一个仅凭个人豪情就能抵达的地方。

　　哪怕只是一张世界巅峰的入场券，都需要一个普通人耗费半生去准备——根据中国登山协会的规定，爬8000米的山，需要爬过7000米级山峰的经历证明；爬7000米的山，需要爬过5000米级山峰的经历证明……攀登者必须用时间和身体，一步步向上认证。

　　阿思已经为此“爬”了很多年：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5985米；尼泊尔的罗布切峰，6118米；吉尔吉斯斯坦的列宁峰，7134米；新疆慕士塔格峰，7546米……每一次攀登，都是在为下一座更高的山峰获取入场券。每一次举步，身体都在学习如何与愈加稀薄的空气相处。

　　需要半生筹备的不只是经验和身体素质，还有金钱。攀登珠峰的资格不是用钱就能买到，但没有金钱也万万登不上珠峰——一次冲顶，少说也需要花费四五十万元。

　　攒钱，登山，再攒钱，再登山。终于，在40岁那年，阿思把自己送到了珠峰脚下。

　　临行前，她的体能已经达到了每天4小时负重18公斤、爬升大约400层楼的高度。训练完，她带着一身臭汗走进公证处，录下自己的“遗言”——如果此行回不来，所有遗产用于公益。

　　回到家，她打包了两个巨大的驼包，一个130升，一个120升，再加上一个55升的登山包，里面塞满了她能想到的所有装备——飞往尼泊尔。

　　在飞机上，她看到了云层之间，一道粉色的闪电划过夜空。

　　“当时我想，体能练好了，装备备齐了，后事也安排了，已经是万全准备。可后来才知道，珠峰给你的考验，从来都不在你的计划内。”

登珠峰是一场马拉松

　　4月初，阿思从上海出发，飞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1年前她曾来过一次（重装徒步ACT大环），当时尼泊尔刚刚发生7.5级地震，加德满都不少建筑倒塌，她印象中的街道尘土飞扬，有些半倒未倒的房子勉强用竹竿支撑着。

　　“十年过去了，加德满都好像也没变多少，只是街上助动车、摩托车非常多。小店里都是中国产旅游纪念品。”

　　很多人不知道，登珠峰并不是从海拔5300米的大本营开始的，而是要从海拔2100米的卢卡拉开始，沿着EBC徒步路线走65公里，一步步走到珠峰大本营。

　　这条EBC徒步路线被誉为世界顶级。一路上，雪山巍峨，风景壮丽。但阿思的日记里却充满了对身体状况的琐碎记录：失眠，咳嗽，黄痰，拉肚子，犯恶心……这是攀登者的日常，无关风花雪月，只有身体最诚实的反应。

　　整个攀登周期长达两个月，靠一次次拉练，让身体慢慢适应海拔——珠峰就像一个云端上的宗师，考验着所有朝圣者的耐心。

　　途经海拔3440米的高山集镇“南池市场”时，阿思看到一尊女性雕像：那是1993年历史上第一位登顶珠峰的夏尔巴族女性帕桑·拉穆·夏尔巴（Pastenba Lhamu Sherpa）。

　　“南池和国内很多在山上的村子很像，房子层层叠叠的。”3000米以上，是高海拔适应的关键区域。所有前往珠峰大本营的攀登者，都会在南池市场至少停留两个晚上，进行“高海拔适应日”。这里也是当地夏尔巴人的主要商业和行政中心。

　　适应过后，继续攀爬。整个拉练过程中还会安排技术攀登训练。“一会儿要上升器爬冰壁，一会儿要爬梯子过冰裂缝，一会儿走在狭窄的冰脊上，一会儿又要爬很陡的坡……”一个不小心，右脚冰爪掉落，吓出一身冷汗，整个人就靠一条保险固定绳来防止滑坠。

　　越到高海拔的地方，住宿条件越差。“终于到了海拔4000多米的罗布崎村驻扎地，一个苹果40元，一个煮土豆30元。因为这里的运输方式，除了直升机，就是牦牛和背夫。”所有艰苦的条件，都在预示着更加艰难的未来。

　　很多人以为到了海拔5300米的大本营就如履平地，其实不然。“大本营就建在昆布冰瀑上面，拨开表层的浮土，下面就是千年不化的冰。冰瀑一直在融化移动，每隔一段时间，大本营的地形就会变样。”

　　夜里，她躺在营地的帐篷里，听见远处雪崩的轰隆声，像闷雷滚过山谷。

　　和阿思同行的一对印度夫妇，从海拔4500米开始，太太Shruti的血氧就已经跌到了68，发烧恶心，连续2天吃不下饭，只能赶紧下撤，坐直升机回加德满都。阿思目送她遗憾离去，心里却觉得特别甜：“丈夫56岁，妻子51岁，他们最大的女儿都28岁了。只是因为丈夫Deepak想爬珠峰，妻子就陪着一起走到5300米的大本营，还有比这更有力的支持吗？”

　　徒步到罗布崎村附近的山坡时，阿思看到一片登山者的墓地。“石塔一座挨着一座，大石头上钉满了纪念牌，都是在附近雪山失去生命的人。”

　　她想：对于爱山的人来说，这也算不错的归宿。

　　“我那时还不知道，真正的死亡，可以有多狰狞。”

尸体，血光，极寒

　　第一个不祥之兆，出现在第一次进昆布冰瀑拉练的时候。

　　这段路，虽然海拔只从5400米上升到6100米，却被称为整条徒步路线中最危险的路段。冰裂缝纵横交错，冰瀑随时可能崩塌，路线每天都在变。

　　阿思一行漏夜出发，往6100米的珠峰南麓一号营地走。“夜里走有个好处：你看不见危险。头灯只照得到脚前一小块地方，不知道旁边是不是万丈深渊，也不知道头顶是不是悬着冰柱。”

上图：昆布冰瀑跨度18米的冰裂缝梯子。

　　然而，死亡以一种极其粗暴的方式撞入视野——冰瀑崩塌形成的锯齿状冰塔林中，融水里突然冲出一具遇难者的遗体。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被封在冰川里多少年。遗体的皮肤冻得像胶质，骨头断了好几处，几乎看不出人形，只有大张的嘴，无声地诉说着临终前的极度痛苦。

　　意外接踵而至。就在昆布冰瀑的冰山间穿行的时候，队友Nimish遭遇冰崩，即使戴了头盔，仍然被巨大的冰块砸到七窍流血，当场失去意识，被直升机紧急送回加德满都——他昏迷了好几天才苏醒过来。

　　尸体，血光，极寒。大家纷纷安慰自己，这是意外，是他运气不好。没人料到，这只是今年珠峰攀登者惨烈故事的序幕。

　　阿思终于攀登到了6100米。“已经精疲力尽，全靠能量胶吊着命。”她说，“感觉灵魂脱壳走路已经好一会儿了，走到神情恍惚的状态。这时候必须把大脑开除，因为大脑一定不会让你在这种状态下继续走的。它会让你‘走不动’。但只剩下小脑的时候，爬山就简单多了，无非是伸出哪只脚，并保持平衡，让自己不要摔倒，一步一步，向前挪动。”

洛子壁几乎都是冰壁。

人生中最贵的一泡尿

　　今年珠峰的天气格外恶劣，通往顶峰的路绳迟迟修不通。拉练结束后，阿思和队友们一起，在大本营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就在体能和耐心都被消磨殆尽时，5月17日，天气预报说“窗口期”终于即将到来——这是攀登珠峰的最佳时期，风力减弱，降雪变少，每年只有5月和10月会出现短暂的10到15天。而今年的窗口期更是短到只有2天：5月20日和21日。

　　准备冲顶！

　　“出发前的送行饭是一顿火锅，印度女孩西玛哭了。这是她第二年挑战珠峰，第一年她两次抵达四号营地，都因为天气太差，被迫下撤，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家人对她说：‘要么登顶，要么去死。’这句话，像一个诅咒。”

　　终于，全队攀登到了“洛子壁”的脚下——再往上，1400多米的冰壁几乎是垂直的。从这里开始，大家都要戴上氧气面罩。

　　“面罩一戴上，我就觉得不对。呼吸非但没有变轻松，反而更费劲了。我以为是自己不适应，后来才知道真相：两个向导给我拿的面罩大了一号，全程漏气；而且他们给我开的氧气流量只有1升每小时——正常攀登的标准是2到3升。也就是说，我几乎是半无氧状态，在爬七八千米的雪山。”

　　别人吸着氧都走得艰难，阿思却冒险摘了面罩，无氧爬到了7100米的三号营地，再半吸半不吸地背负着30斤重的装备爬了整整11个小时，向海拔7900米的四号营地进发。

上图：从海拔6400米的二号营地向海拔7100米的三号营地攀登。

　　就在距离营地不到50米海拔时，她的氧气，耗尽了。“手脚慢慢软掉，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像被抽走电池的玩偶，直接蜷缩在雪地里动不了。”而她的两个向导，一个都不在身边。

　　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个路过的夏尔巴人停下来，说了句“你氧气用完了”，帮她换上了新气瓶，拍了拍她就走了。“我连他的脸都没看见。是一个陌生人，救了我一命。”

　　终于爬到四号营地时，她已经虚脱到需要人搀扶才能走路。连脱掉装备的力气都没有，钻进帐篷倒头就睡。

　　晚上9点，她的夏尔巴向导Pempa叫醒了她：“现在出发冲顶。”

　　“我迷迷糊糊问：不吃点东西吗？他说：大家都这样，不用。后来我才知道，所有人都是吃过饭才出发的，只有我没有。”阿思说，“高海拔冲顶，吃饭、喝水、睡觉是三件头等大事。可我的向导只给了我一瓶热水，就催着我上路。我啃了半根能量胶，跟着他们走进了黑暗里。”

　　又爬了大概300米的垂直高度，她从队尾，拼尽全力追上了前面的队伍。然而，冰爪一滑，整个人摔在陡峭的雪坡上，全靠上升器挂住才没坠下去。

　　黑暗里突然失去平衡让她惊慌不已。阿思挣扎着爬起来，心率狂飙的她，对着向导喊：“Oxygen bigger! Oxygen bigger！”（调大氧气量！调大氧气量！）

　　调氧气的阀门在背后，只有向导能碰。但面对她的呼叫，向导无动于衷。

　　在即将窒息之际，她又喊：“Oxygen more！”（多一点氧气！）

　　然而这一次，向导居然直接把她的氧气面罩摘了下来。

　　那一瞬间，她失禁了——这是人在窒息时的生理本能，常常发生在绞刑者身上，可想而知，当时她已经缺氧到了什么地步。

　　此时，夏尔巴向导Pempa过来只看了她一眼，就平静地说：“You are finished. ”（你完了）

　　湿掉的裤子会结冰，继续攀登有截肢的风险。阿思的珠峰攀登之路，就这样停在了8200米——距离8848的巅峰，仅剩600多米。

　　“我的珠峰梦，毁在了一泡尿上。”她心想。

　　“要是不管裤子硬撑，是不是就能登顶了？”对她来说，失禁对于自尊心的打击，远远超过结冰的风险。

　　就在无可奈何的下撤路上，她看到了更恐怖的画面：一个人躺在雪地里嗷嗷乱叫，手脚疯狂乱抓，已经神志不清。他的两个向导站在旁边，满脸嫌弃，像推一件货物一样，把他顺着雪坡往下推，一下又一下，生怕被他抓到。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人，疯了一样从上面滑下来，张牙舞爪地嘶吼，一只手光着，手指冻得蜷成鸡爪状，还在撕扯自己的衣服——向导正用绳子拴着他往下放，动作粗鲁得像吊一袋垃圾。

　　后来她得知，这两个人，最后都死在了四号营地，死因是突发脑水肿。雪崩、滑坠、高反——珠峰攀登者的三大死因，而脑水肿和肺水肿是高反中最为致命的。

　　等她撤回二号营地，噩耗又一个接一个砸过来：三名队员严重冻伤，一名印度全国射击冠军女孩，脚趾全部截肢。短短一天，3死3残。

　　“今年珠峰一共发了495张登山许可，创了历史纪录。每个客人至少配一个夏尔巴向导，总冲顶人数超过1000人。商业团队大多集中在5月20日和21号这两天冲顶，20号三四百人，21号五六百人，珠峰堵得一塌糊涂。”阿思庆幸自己因为下撤而逃过了这个危险的高峰期，“我们公司所有人都排在21号。那个脚趾被全部截肢的印度女孩，登顶来回用了25个小时；堵在8700米以上的时候，可能站两个小时都动不了一步，氧气慢慢耗光，体力也被耗空，最后的结果就是手指脚趾冻伤、截肢”。

　　她觉得，第一次冲顶失败，“一定是山神在救我”。

上图：夜晚，从海拔7900米的四号营地出发，二次冲顶。

还敢不敢再走一次？

　　很多人后来问她，登珠峰最难的是什么？是8000米的极限缺氧高反？是60度望不到头的绝望坡？还是零下几十度的暴风雪？

　　她说：都不是。“最难的那一刻，是我从8200米被迫下撤，退到6400米的二号营地的时候——耳边全是队友死亡、截肢的消息，国际救援保险已经过期，下一个窗口期谁也说不准，我裹在睡袋里，坐着都喘得厉害，咳得肺都疼。那时候我问自己：你还敢不敢，再往上走一次？”

　　这个决定显而易见地艰难：第一，命还要不要？国际救援保险已经过期，再往上就是“裸爬”，出任何事都没有救援保障；第二，钱还够不够？二次冲顶，公司要加收10万元人民币，立刻到账，不容分说；第三，窗口期还有没有？高原天气说变就变，钱砸进去很可能打水漂；最后，也是最现实的问题：第一次冲顶已经耗空了大半体力，要从6400米再爬一遍几乎垂直的洛子壁、重走一遍死亡路线，身体扛不扛得住？

　　相熟的向导悄悄劝她放弃。但她还是狠狠心，换了一个向导，付了10万元的费用——“这真的是史上最贵的一泡尿了！”

　　新的向导名叫尼玛扎西，是登顶成功的队友推荐给阿思的，说他人特别好，也特别负责。“扎西跟我见面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收拾东西出发，是把我所有装备挨个检查了一遍。是他发现我的氧气面罩尺寸太大，当场给我换了合适的，调好氧气流量——就这一个动作，我就知道，这次不一样了。”

　　5月25日早晨，阿思和扎西从海拔6400米的二号营地出发，开始第二次冲顶。

上图：阿思和扎西捧着大本营为他们制作的庆贺蛋糕。

　　真正的考验，仍旧是从三号营地到四号营地的那段“死亡之路”。越往上爬，风越大。“大到什么程度？风雪打在脸上像刀子割，连呼吸都困难；风最猛的时候，所有人都像按了暂停键，弓着背侧过身，用身体扛着风，等风势稍减，赶紧往前挪几步。更致命的是，大风把上千人踩实的脚印全吹没了。原本像楼梯一样好走的雪坡，变成了光滑一片，连路线都找不到。我只能用力将脚上冰爪的尖刺插进垂直的冰壁，自己开路。”

　　整整13个小时后，她终于爬到了四号营地。可眼前的景象，却像世界末日：“原本密密麻麻挨在一起的几十顶帐篷，全被狂风撕成了碎片，彩色布条挂在石头上，物资散了一地，黑褐色的碎石裸露着，整个营地一片狼藉。连扎西都愣住了——我们公司的帐篷，没了。”

　　最后，他们找了个其他公司剩下的空帐篷。“风在外面咆哮，帐篷晃得像随时会被撕碎，我累到极致，居然睡着了。”

　　醒来时是晚上八点半，风小了。阿思和扎西穿戴好装备，再次冲顶！

　　“出发前我跟他约定：你在前面走，我跟在你身后一步远，我不抬头，不看还有多远，就盯着你的脚后跟走。因为珠峰的坡又陡又长，一抬头望不到头，人很容易就泄了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想爬了多久，不问还有多高，只专注走好脚下这一步。”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爬到了海拔8749米。“天边开始泛橙，太阳就要出来了。群山在脚下缩成小小的尖顶，珠峰巨大的影子铺在群山之上，特别壮观。”

　　再往上，就是著名的希拉里台阶——一段近乎垂直的岩石路段，冰爪踩在岩石上直打滑。扎西忽然停下来，回头对她说：“你别怕，前面有具尸体。”

　　其实不止一具，其中有一具正是阿思的印度队友——他被上升器挂在路绳上，姿势扭曲，身上已经盖了一层薄雪。“后来他的向导告诉我，他爬升时忽然说要去超市买东西，转身就往悬崖走，拉都拉不住——也是脑水肿。”

　　又走了一段，绕过一个雪檐，阿思忽然看见了山顶的五彩经幡——那是2026年5月27日早上7点05分，她站在了海拔8848.86米的珠峰之巅。“我脑子一热就往前冲，喊着‘我要看看我的祖国’，转头却看见扎西匍匐在雪地上，对着山顶恭恭敬敬地磕头。他在感谢雪山母亲的接纳。我也赶紧跪下来，认认真真叩了三个头。”

　　“谢谢你，接纳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人。谢谢你，让我活着走到这里。”

上图：阿思在珠峰攀登。 

修行在下山之后

　　山顶从来不是终点，活着下去才是。

　　珠峰上80%的死亡，都发生在下撤阶段——南池市场里那尊雕塑纪念的首位登顶珠峰的尼泊尔女性帕桑·拉穆·夏尔巴，就是在下撤途中因天气突变而不幸遇难的。

　　下撤到四号营地破碎的帐篷时，阿思突然垮了。浑身无力，手抬不起来，话也说不动。扎西当机立断要她下撤，但她走几步就摔，爬起来再走，再摔。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她发现自己来了月经。

　　他们勉强走到7850米洛子峰四号营地，扎西搀扶着她找到最后一顶完好的帐篷。她一钻进去就昏睡了过去，这一睡，就是18个小时。在海拔7850米的地方昏睡极度危险，低温、失血、缺氧，很可能，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中途醒来，她迷迷糊糊看见自己身上盖着睡袋，而扎西只穿着连体服，蜷缩在她旁边睡着了。“他双手一直握着我那只冻伤的手，像是在祈祷我不要死。他本可以自己先下撤，本不用陪着我冒这个险。但他没走。”

　　睡醒后，两人吃了一点食物，继续下撤到7100米的三号营地。阿思忽然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估计是落在了四号营地。扎西说：“我帮你去拿。”阿思想到那是一条极其危险的“死亡之路”，便说：“你别去了，手机我不要了，你能证明我登顶过。”可扎西却摇头：“不行，你只来一次珠峰，你的照片和视频都在里面。”

　　说完，他把阿思托付给另外两个下山的向导，转身就往回爬，消失在大雪中。“那天傍晚，整个1500米高的洛子壁上，只有他一盏头灯在移动。天黑透了，我在6400米的二号营地的帐篷里一直点着头灯，希望他能看到，找到回来的路。我太担心了，担心他体力不支，担心他出事，担心他找不到营地。”

　　晚上12点，听到厨房帐篷有动静，阿思想着去借个对讲机，问一下扎西的情况。却看到扎西在烧水——他终于回来了！扎西看到阿思，笑着从羽绒服内袋里把手机掏出来给她，阿思却哭了。

　　在珠峰，她见识过向导最冷酷的算计，也收获了向导最纯粹的善意。夏尔巴人是尼泊尔的少数民族，人口不足1%，却主导了尼泊尔几乎所有的登山徒步产业。在海拔8000米的“死亡地带”，向导就是攀登者唯一的依靠，是托付性命的“合伙人”。

　　终于快到大本营时，几个少年穿过冰塔林跑过来接她。“是大本营餐厅的弟弟们，都才20岁不到，穿着破破烂烂的跑鞋，没戴冰爪，深入到正在崩塌的冰瀑区域来接我。我又心疼又生气，骂他们‘不要命了’！可他们只是笑着拥抱我，递上苹果和可乐，说‘姐姐，恭喜你登顶’，然后接过我和扎西的包，护着我往回走。”

　　回到大本营，营地已经拆得七七八八，只剩厨房和几顶小帐篷。所有人都围过来跟她握手道贺。“最让我意外的是，厨师和弟弟们在5300米的大本营，没有烤箱，没有奶油，硬生生给我做了一个奶油蛋糕，小明玛努力打奶油霜，小尼玛拿着果酱和巧克力给蛋糕裱字：‘恭喜登顶’。大本营的日子真的太快乐太单纯了，舍不得结束。他们就像是在高山上的小精灵一样，维系着这个雪山乐园。”

　　来珠峰之前，阿思想的是“就算死在山上也要去”。而当她真正见过死亡之后，这个想法彻底变了：“如果要以死伤为代价，登顶一点都不重要。”

　　1921年就尝试攀登珠峰的著名登山家乔治·马洛里，当年被问及“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时，回答说：“因为山就在那里。”

　　“山永远在那里，它不会跑。这次不行，还有下次。但命只有一次。”阿思感慨道，“但这次登顶珠峰的经历，让我实实在在多了一份底气：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哪怕你走得再慢，哪怕你摔过跤、失败过，只要不放弃，只要还愿意往前迈一小步，你终会抵达属于自己的那座山巅。”

　　她说：“我们翻山越岭去看世界，到最后都是为了找回自己。找回爱自己的能力，找回好好生活的勇气——下山的路，才是真正的修行。”记者｜阙政摄影｜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