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退款”变味， 恶意退款 为何屡禁不止？

　　又到一年一度的双十一购物季，眼下，关于购物那些事儿，人们吐槽的热情似乎远远高过购物。毕竟，规则越来越复杂，省钱越来越困难，七拼八凑了一个晚上，才发现自己可能成了被商家收割的韭菜。

　　而对于商家而言，似乎也有口难言。购物一时爽，退货没商量。买家为凑满减下单后立即退款，商家损失服务费和推广佣金，店铺权重被拉低；更有甚者，将价值4000多元的两台冰柜仅退款，买家谎称已销毁，实际却在正常使用。本来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仅退款”规则，突然变味成了买家薅羊毛的“利器”，双十一的购物狂欢，更是让仅退款被滥用，成为许多商家的噩梦，电商“仅退款”规则的利弊再次被推上舆论风口浪尖。

上图：仅退款被滥用，成为许多商家的噩梦。

为8.59元千里维权

　　9月25日，江苏徐州的农产品商家朱先生发出了一单香菜，收货地址在上海，售价8.59元。9月26日，买家签收了这把香菜。随后不久，朱先生收到了一条仅退款申请。平台很快通过了这笔退款。

　　朱先生气不过。他做的是小本生意，卖的是几块钱一把的生鲜香菜，利润本就微薄。买家说不要了，为什么不能把菜退回来？退款通过后不到两个小时，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开车去上海，亲自把香菜拿回来。

　　从徐州到上海，单程五百多公里，往返一千多公里。油费加过路费，一趟下来将近一千块钱。为了一把八块五毛九的香菜，花一千块路费，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可朱先生说：“虽然事后想想为了几块钱花了这么多钱确实‘不值当’，但是不去拿回香菜心里就不舒服。”他开了大半天车，到了上海买家的家门口。敲开门，他愣了一下——买家是一位八十岁左右的老太太。老太太看到朱先生找上门，也有些意外。朱先生说明来意，说自己是卖香菜的商家，你申请了仅退款，我来把香菜拿回去。老太太没多说什么，告诉他香菜用泡沫箱子装着，箱子就在门口。朱先生打开一看，香菜还在，没动过。他看老太太年纪大了，没有选择报警，也没过多争论，拿起那把香菜，转身走了。

　　事实上，朱先生不是第一个被“仅退款”逼上千里路的商家。

　　2026年5月，河南濮阳一位销售冷冻榴莲果肉的商家“程大叔”，因为一笔190.71元的订单被买家以“榴莲发霉”为由申请仅退款，先后两次驱车从河南赶到山东德州，往返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他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里翻找包装袋，却没有找到榴莲残骸。最终警方查明，买家伪造了榴莲霉变的图片，骗取全额退款，被行政拘留7日，并追缴违法所得。

　　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编造各种理由申请“仅退款”，其中还涉及三文鱼、套装牛奶、进口水果等高价值商品。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最终，王某因涉嫌诈骗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无数悲催的事实证明，当“仅退款”的边界失守，便利维权的制度就会被异化为某些人钻空子套利的漏洞，变成伤害商家的工具。

“仅退款”是如何变味的？

　　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26年（上）电商平台商家投诉数据报告》显示，2026上半年全国电商平台商家投诉问题中，任意仅退款占比达到31.92%，这个数字意味着，仅退款已经超越其他各类纠纷，成为商家维权投诉中最高频的问题。而从榴莲到棉被，从香菜到牛肉红薯，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维权的成本远远高于商品本身的价值，商家之所以仍然选择“不计成本”地较真，恰恰说明规则在执行中已经偏离了初衷。

　　“仅退款”规则的设立初衷并非没有道理。它是多个电商平台推出的售后机制。生鲜商品容易腐坏，退货成本高，消费者如果每次都要先寄回、再等商家验收、再等退款，周期长、成本高，对一些低价商品而言，退货运费甚至可能超过商品本身的价值。2021年拼多多率先推出了“仅退款”模式，买家发起申请后，无需商家同意平台直接退款，货品也无需寄回。起初，只应用于生鲜品类，后拓展至全品类。2023年，抖音、淘宝、京东等国内一众主流电商相继推出“仅退款”，及至2024年，支持仅退款已经成为电商“标配”。这一机制在一段时间内确实降低了消费者的维权门槛，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

　　浙江省消保委第四届电子商务专业委员会专家、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总编辑曹磊表示，“仅退款”刚诞生时肯定是利大于弊，这能有效提升购物体验，尤其是针对低客单价的商品，也节省了物流成本。而且也能倒逼商家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然而现在，部分买家利用“仅退款”之便，进行恶意退款或虚假投诉，甚至形成了“职业诈骗”团伙，把这套规则当成牟利手段，P图伪造瑕疵、多账号轮番作案，专挑申诉能力弱的小商户下手，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影响商家的正常经营秩序，涉嫌非法侵占商家资金，是弊大于利的。

　　长期以来，部分平台把“偏向消费者”当作流量竞争的筹码，对“仅退款”申请快速一键放行，而商家申诉的通道却流程冗长、举证门槛高，导致维权成本极高，很多人只能自认倒霉。个别买家正是看准这一点，笃定商家不会较真，才肆无忌惮钻规则漏洞。

　　多数中小商家面对恶意仅退款只能选择隐忍。一方面，民事维权流程繁琐、跨地域追查成本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却难以追回损失；另一方面，商家担心纠纷升级产生负面舆情，影响店铺评分与流量。多数商家仅能依靠平台封禁账号进行被动防御，很难实现有效追责。不胜其扰的他们呼吁彻底禁止仅退款。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智近两年一直在为取消“仅退款”奔走。作为律师，他接触过很多“仅退款”案例，商家维权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维权无门，只能自认倒霉。一些商家即使选择起诉，等待审理就要一两年，还涉及异地诉讼等问题。并且，一些平台狡兔三窟，注册了多个相似主体，很多商家甚至告错了对象。

　　在董毅智看来，“仅退款”不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从各个角度而言都有危害：对商家而言，“仅退款”会损害商家的利益，一些中小企业甚至因此经营困难，并且，“仅退款”让许多商家只能抄袭，因为做原创产品收不回本。对消费者而言，“仅退款”让商品的质量越来越差，对消费者并没有好处，反而让故意“薅羊毛”的人有机可乘，甚至形成灰色产业链。对电商平台而言，“仅退款”对整个电商生态影响很大，一些没有“仅退款”政策的平台也被迫出台“仅退款”。对国家经济而言，“仅退款”对市场的公平性造成了很大影响，导致了大家毫无意义的内卷，并且，现在外部需求收缩叠加关税壁垒升级，我国出口受到一定阻碍，许多商品正在转内销，“仅退款”不利于保护民营经济。“一个企业，尤其是头部大企业，应当承担最基本的社会公共责任，维护最基本的公共利益，而不能只顾自己赚钱，把行业弄得一团糟。”

仅退款应该被禁止吗？

上图：恶意“仅退款”不再被简单视为普通的民事纠纷。

　　也有专家指出，如果仅仅因为存在“羊毛党”，就禁止仅退款，那无异于倒洗澡水把婴儿也一并倒掉了。

　　正常的仅退款，能够加大违规商家的违约成本。迫使商家提升商品质量、优化商品描述，减少以次充好、虚假宣传等不良行为。久而久之，可以净化电商市场、保护诚信商家，进而促进良性竞争的电商生态的形成。当然，对于恶意仅退款必须依法严厉打击。

　　好在，制度层面的回应已经开始。2026年2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平台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变相强制商家承担“退款不退货”的售后责任，不得强制商家开通运费险等非必需的增值服务。

　　在此前后，各大平台也陆续收紧规则。淘宝宣布全面取消“已收到货仅退款”规则，不再主动介入已收货后的不退货全额退款申请；京东同步修订规则，明确原则上仅支持“退货退款”；抖音电商上线“主动介入协商”功能，试图精准狙击不合理的仅退款申请。

　　曹磊指出，方向是对的，但落地仍有温差。朱先生的遭遇发生在新规施行半年之后，说明部分平台的纠纷裁量机制尚未真正转向“公平举证、审慎裁决”的逻辑。政策文本上的“不得强制”，落到具体纠纷中，变成了商家依然孤立无援、申诉无门。规则改了，但执行规则的惯性还在。一把香菜的一千公里提醒我们，制度的改变如果不能穿透到每一个具体的售后纠纷中，商家就仍然只能用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去填补规则执行的窟窿。

　　在制度纠偏之外，司法层面也在划出更清晰的红线。

　　江苏江阴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男子陈某因虚构商品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被拒，出于报复心理，三年间在电商平台向900余家店铺恶意下单2700余次，涉案金额逾千万元。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人民法院案例库已将此案作为参考案例发布。在另一起判例中，浙江宁波的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十年六个月。

　　这些判决的意义在于，它们打破了“网购薅羊毛无伤大雅”的惯性认知。恶意“仅退款”不再被简单视为普通的民事纠纷，而是可能触及刑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但刑事追责毕竟是最后的底线。在它之上，还有大量“灰色地带”的恶意退款行为，既够不上刑事立案，又让商家疲于应对。一个买家花8.59元买香菜，说“菜太老”申请仅退款，平台秒批——这够不上犯罪，甚至很难说违法，但商家实实在在“钱货两空”了。这类小额高频的摩擦，才是绝大多数中小商家日常面对的现实。

　　董毅智说，从律师的角度看，认为监管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出力：第一，简化网络诉讼流程、打通市监局和电商平台的数据共享等。目前，一些消费者想要起诉商家是很困难的，因为平台不会给消费者商家信息，消费者必须要走法律途径才能取得商家信息。 第二，增加救济渠道。目前，如果商家或者消费者对平台的判决不满意，只能直接诉讼，而立案、取证等过程费时费力，对普通商家和消费者都很不友好，如果在平台和法院之间有个救济渠道，可能会更好。第三，目前许多电商平台的规则很不透明且经常变化，“我认为这些规则可以到监管机构进行备案，让商家和消费者能够去查询。 但需要明确的是，对于监管部门而言，监管成本较高，且很多监管人员对电商行业也不够了解。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监管方式，例如，美国监管是由被监管者（平台）来承担费用，监管部门去找了解行业的专业机构做事”。

　　保护消费者，从来不是纵容权利滥用；维护商家合法权益，也绝非否定正当维权。如何厘清边界、平衡两端，让“仅退款”回归制度初衷、褪去异化乱象，真正成为兼顾多方、惠及民生的良规，前路依旧漫长。记者｜陈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