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画上句号的审判……

　　“在纽伦堡，还能看到许多当年纽伦堡审判的遗迹，比如被判处绞刑的12名纳粹的罪行介绍等等。感觉得到德意志民族与纳粹的彻底切割。但在日本东京，哪怕我找到‘阳光城’，这一当年的巢鸭监狱、刑场旧址，却什么都看不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陶赋雯对《新民周刊》记者如此说道。

　　作为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理事，近些年来，陶赋雯多次前往日本实地考察，包括考察东京审判相关史迹等等，也曾到德国考察纽伦堡审判、万湖会议遗迹。两相比较，令这位出生于南京的学人感慨万千！

　　她认为，二战之后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都堪称“世纪大审判”，且都以1945年8月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在伦敦所签署的《伦敦协定》为圭臬，追溯德日法西斯的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这几条罪的可罚性，一直延续到今天。”陶赋雯认为，这一点，堪称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共同留下的遗产。但当年两场世纪审判的政治环境不同，以及审判方式也有不同，使得留下的后果也不同。当下，两场世纪审判的研究，以及二战之后中国、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对于乙级战犯、丙级战犯之审判的研究，如果相结合，则或许能继续彻底“完成”对于全人类来说“未画上句号的审判”——东京审判！

上图：2026年3月19日，民众在日本东京国会议员会馆前参加抗议集会，反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修改和平宪法的主张。

开审就发现不同

　　纽伦堡审判从纳粹德国覆亡半年左右的1945年11月20日开审，到1946年10月1日结束，前后历时不到一年。而东京审判开审之际已是1946年5月3日，距离裕仁宣布投降的1945年7月15日已过去近一年。整个东京审判至1948年11月12日，耗时两年半！

　　纽伦堡审判之际，正值《伦敦协定》颁布后。当时，这一全称为“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为苏、美、英、法所共同深度认可，且根据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审判了纳粹德国的首要战犯。陶赋雯注意到，纽伦堡审判一个重要的特征是采用了大陆法系成文法进行审判。而到了东京审判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东西方阵营已经初步确立——尽管东京审判的法官中有诸如来自苏联的伊万·米歇耶维奇·柴扬诺夫，但在这一美国颇占主导的审判中，也隐隐约约多了一层“防共”或者“防止赤化日本”之类的内容。更要看到，东京审判开审时，就与纽伦堡审判不同。其采用了英美法系亦即判例法的审判方式，以对抗式诉讼模式，强调证据中心主义与被告辩护权的保障。“东京审判在法理层面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等7人绞刑，16人无期徒刑。然而，法庭在此之外没有进行类似德国‘去纳粹化’的社会深度清理。”陶赋雯说。

　　战后日本，在确定一些人的战犯身份时，也不乏“传奇性”。比如某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其之所以被抓，是因为在街头与人吹嘘自己在中国如何杀人。这才确认其是战犯，并引渡中国受审。

　　“种种原因，使得战后日本最终由美军单独占领，而不似德国由美、苏、英、法多国占领。加之国际格局变化，美国从美军最初占领日本时致力于遏制军国主义，变为了某种程度开始拉拢日本、扶植利用。”陶赋雯说。总之，东京审判开始变味了。两相比较，纽伦堡审判对已经自杀的纳粹德国头目希特勒给予彻头彻尾地清算。希特勒副手赫尔曼·戈林在出庭时来了段开场白，“在我回答法庭对我提出的问题前，也就是我是否认为自己有罪的问题”。但法官直接打断其说：“被告无权发表演讲，只需承认是否有罪。”

　　“但东京审判之前，美国方面确认战后日本可以保留天皇制。”陶赋雯告诉记者，“我在位于日本东京都的昭和纪念公园‘昭和天皇纪念馆’曾经见到过裕仁的一些影像资料。日本方面至今仍在展示裕仁作为当年日本的国家元首，参加御前会议，听取侵略部署。到了二战结束，美国人出于种种考量，确认保留天皇制，且裕仁可以不接受审判。”审判不彻底，虽不能说是彻底的不审判，但总之在东京审判开审之际，反倒就开始给日本社会注入一种“悲情”。日本人甚至至今都在纪念东京审判时11位法官之一的印度法官帕尔。只因为他的意见书中曾提到，在二战爆发之前，并不认为“发动战争”是战争罪。因此，他希望诸如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被判无罪、立即释放。“帕尔的意见，其实是深受英美法系影响，且似乎在谈论‘法不溯及既往’，还似乎在谈论日本之发动侵略是为了解除亚洲的帝国主义影响，但其之意见书日后却成为日本右翼分子利用的对象。”陶赋雯说，“在靖国神社甚至给立了一块帕尔纪念碑，以‘表彰’其在东京审判时为日本战犯之辩护。但帕尔也同时认为侵华日军在南京的行为是残暴的。我觉得帕尔作为印度法官，其所表达的观点，与当时的印度在寻求独立，有民主主义、中立主义倾向等等都有关系。但战后日本右翼却利用了帕尔，将之工具化，成为其历史修正主义的重要思想支柱。”

战败者如何书写历史

上图：纽伦堡审判的600号法庭如今保存完好。摄影/陶赋雯

　　陶赋雯注意到，战后日本，一开始有“公职追放”，将一些战犯、战争期间有过错者进行“隔离”，亦即不允许他们从政。但过不多久，如岸信介这样的甲级战犯竟然能重返政坛，甚至出任日本首相。

　　“日本政府对侵略责任的认定，始终暧昧不清。”陶赋雯说，“其甚至反而系统性地构建一个以‘终战圣断’‘世界唯一核爆受害国’‘和平国家’为核心的三重历史叙事，将日本战败转化为‘拯救日本的必要之举’，并通过强调广岛长崎曾经受到过原子弹轰炸，将自身从‘加害者’叙事置换为‘悲剧的加害者/唯一核爆受害者’的复杂身份，以此掩盖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

　　陶赋雯注意到，同样是战败者，德国的情况大为不同。战后，其曾经专门设立基金，来赔偿曾经被纳粹征用的劳工。其中包括波兰、乌克兰等国劳工。哪怕赔偿金额并不高，但哪怕“赔偿一马克”也是一种态度。而日本则不同，其拼命抵赖战争罪责。陶赋雯曾撰文《“军舰岛”的国家记忆生产与政治——鉴于战争“负遗产”视角》。其中提到二战时期日本长崎“军舰岛”，作为日本强征劳工的史鉴之地、记忆之所，却通过媒介传播与变形，使得形象发生了多重变奏。她写道：“‘据日本外务省战后公布资料显示，二战期间，曾有近4万人被强征至日本，其中3700多人在三菱公司旗下的各工厂煤矿强制劳动，造成722人死亡。’国际劳工组织于1999年将日本的强制动员判定为违反国际劳工组织第29号公约《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对其历史上的罪恶有明确的指认，认为是违反劳动公约的行为。然而这段本该被永远铭记的历史，却被‘肇事者’日本政府刻意遗忘，并凭借‘高超’的历史包装策略，将‘军舰岛’以日本明治工业遗址身份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陶赋雯看来，日本政府通过景观记忆、遗产记忆、情感记忆等记忆转向，试图遗忘并掩盖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亚洲邻国侵略与剥削的罪行，从而完成形象重塑和记忆抛光。“纵观历史捭阖，当代日本与亚洲邻国的现实矛盾也往往以其侵略历史为背景，因未能较好地清算近现代史留下的‘负资产’所致！”

　　陶赋雯记得，自己到东京寻访巢鸭监狱旧址。如今这地方是东京池袋商业设施“阳光城”。“真是一点儿也找不到东京审判的痕迹，连一个碑都没有，也没有提到过一句麦克阿瑟。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陶赋雯说，自己索性摸索到大厦内部，却看到这一已经私有化的大厦内部依旧什么都没有，反正她没有找寻到任何历史痕迹。她认为，这就是日本处心积虑将所有相关历史痕迹抹去的结果。而在日本热海兴亚观音寺，陶赋雯曾看到这一为纪念南京大屠杀主要责任人、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之地，放着可随意领取的为战犯歌功颂德的书面材料。“可以说，东京审判完成了法庭审理，也似乎完成了判决，相关人等也负了刑责，但日本的社会层面呢？根本没有完成深度清理！”陶赋雯说。

　　而在德国则不然，陶赋雯从史料中看到，当年德国进行了彻底去纳粹化。比如公职人员中的纳粹很难再在战后回到原来岗位。而1970年联邦德国总统勃兰特在华沙的惊世一跪，化解了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许多冤仇。她也在确立纳粹集中营制度的达豪集中营旧址，看到按照原样保留的相关内容，让德国人和外国游客都能认识到纳粹罪行。

何以面对未来

上图：陶赋雯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纳粹历史文献中心留影。

　　如今，在德国，多多少少存在一些“新纳粹”势力。日本更是右翼经常甚嚣尘上。但陶赋雯观察到两者的区别。其中，德国“新纳粹”等等很难利用当年纳粹那些“万字旗”等等标志。原因就在于纽伦堡审判系统地进行了去纳粹化。之后，德国的教科书、法律、符号等等领域都废除了与纳粹有关的印记。但是日本则不然，那些旗帜、歌曲等等，依然在日本社会流传，甚至有些从战后临时性替代品的地位逐渐固化、正式化。

　　“如今的日本，还有一些人给年轻人放旧时代的日本军歌听。那些诸如军舰进行曲之类，本身也是改编自西洋音乐，再次进行适度改编后，又有人觉得挺好听。”陶赋雯说，“慢慢地，不仅日本国内右翼感觉自己做得没错，甚而也影响到了西方。”一个较近的例子是日本男足球员三笘薰拿着一张印有二战时日本军官小野田宽郎头像的卡片，与自己效力的英超布莱顿队的青训营小球员合影。

　　小野田宽郎何许人也？其是在日本战败后滞留菲律宾直至1974年才最后走出山野投降者，人称“最后一个鬼子兵”。英国广播公司当年曾报道，小野田宽郎在菲律宾卢邦岛杀害了30名平民，但他投降后，菲律宾政府赦免了他。他回到日本，竟然受到了如英雄般的待遇。而如今的西方社会竟然有人接纳这种合影。陶赋雯认为，某种程度上说，日本当年的侵略，受害最深的是中国和朝鲜半岛。西方哪怕遭遇了珍珠港事件、巴丹死亡行军之类，但总体上印象不如受德国纳粹之害那么深刻。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一些日本人知小礼、拘小节的个人为人处世之道被西方人认为很有礼貌。如此，如今的日本在某种程度还真挺受西方欢迎。比如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相谈之际，有种闺蜜见面的松弛感。但未来呢？

　　陶赋雯还向记者提及，在东京审判的同时，中国、新加坡、菲律宾等都曾开设法庭，对日本侵略者中的乙级、丙级战犯进行审判。其中中国经历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审判，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对一些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如今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树立着一块汉白玉碑，镌刻着“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此碑是由曾经关押在此的日本战犯，在释放归国多年后的1988年共同发起捐建。从1950年7月到1964年6月，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14年。终究，周恩来亲自作出指示，“将罪行重大的予以起诉审判，多数战犯还是要释放的。对起诉审判的战犯，也只判有期徒刑，不判死刑”。有评论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前人从未有过的博大胸怀，实践毛泽东关于“人是可以改造的”这一名言，给战犯们“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终于使上千名日本战犯中的绝大多数人弃恶从善，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如何让后世，特别是日本社会更深入了解这段往事，如何让日本社会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应该成为当下日本有识之士值得研究的课题！主笔｜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