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80周年：以史为鉴，岂容翻案

　　2026年，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11国法官历经两年半庭审，以海量铁证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对28名甲级战犯作出了正义判决。这一审判不仅是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清算，更终结了战争史上战胜国吞并或瓜分战败国固有领土的惯例，成为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强权迈向法治的一座里程碑。

　　然而80年过去，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持续滋长蔓延。尤其是以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政客，频频发表否认东京审判合法性、质疑战后国际秩序的言论，甚至公然将台湾问题与日本“存亡危机”捆绑，挑战《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构成战后国际法基石的历史文件。

　　值此重要节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曾在记者会上掷地有声地指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已经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和14亿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再为殖民张目，为侵略翻案。”

法理如山，不容置疑

上图：东京审判现场。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以“超越管辖权”“背离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为由否定东京审判的正当性，宣称这是“胜利者的审判”。然而，从国际法角度审视，这些论调完全站不住脚。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法律依据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中的多处明文内容。”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国际公法教研室主任蒋圣力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指出，东京审判最为直接的管辖权依据，是明确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日本投降书》。《日本投降书》第1段及第6段明确日本天皇、政府及大本营接受并保证忠实履行《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而《波茨坦公告》第10条恰恰规定“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开展东京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同盟国最高司令官的指令设立的，法庭的设立及审判的开展均为日本自身所接受和服从。

　　针对所谓“法不溯及既往”的质疑，蒋圣力解释称，“法不溯及既往”作为时际法原理并非绝对——在法溯及既往所能实现的法益较之法不溯及既往所保障的法的可预见性更具优越性、必要性、紧迫性的情况下，可以在一定限度内被突破。东京审判以在后生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审判在前发生的日本战争罪行，正是基于具有更高价值位阶的全人类共同法益和最具普适性的人道道义。更何况，审判的实体法依据还包括战前就已确立的1899年/1907年海牙公约体系规则、1928年《非战公约》和1929年两部《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其中，1928年《非战公约》明确禁止缔约国以武力解决争端。这为审判日本战犯提供了坚实的实体法依据。

　　在东京审判的实践中，国际刑法取得了重大突破。据蒋圣力介绍，审判突破了过去仅国家需承担国际法律责任的传统理论，创新性地设立了对个人所应承担的国际刑事责任的追责机制，并明确了“官方身份不免责”和“上级命令不免责”两项具体规则；正式明确了侵略战争在国际法上的非法性，创设了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等当代国际刑法核心罪名；确立了以国际社会共同设立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刑事审判的国际刑事责任追究机制，为当代国际刑事审判提供了先例和范本。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的论调中，经常被援引的是印度法官帕尔主张“全体被告无罪”的个人意见书。“帕尔的个人意见书被国内和国际学界普遍认为是冗长的、混乱的、令人费解的，其篇幅达到令人咋舌的1235页。”在蒋圣力看来，帕尔在担任法官期间的一系列表现反映其专业性和公正性存在明显欠缺：在出庭前向作为被告的日本战犯行礼，主动联络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学者，缺席庭审长达80余天。而其论点与日本律师辩护团提出的动议高度相似，事实上沦为日本辩护团在法官席上的“喉舌”。

　　但就是这样一份在国际法学界并未得到肯定的个人意见书，却被日本右翼奉为否定东京审判、美化侵略战争的重要“法理来源”。正如《人民日报》评论的那样，日本右翼将其拔高到个人原创性的高度予以褒扬，意在误导舆论，为侵略历史寻求“叙述支点”，“东京审判11名法官最终依据铁证作出的有罪判决，却没有被展示；个别不同意见却被不断放大、反复引用，仿佛只要反复强调，就能动摇既定的历史结论”。

未竟的清算，埋下深层隐患

　　事实上，过去80年间，东京审判所昭示的历史正义一再受到挑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此次审判的局限性，战后对日清算的不彻底。

　　由于冷战格局形成，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由打压向扶持的重大转向，意图通过日本对抗苏联和中国。同盟国总司令部在美国授意下仓促加快审判进程、急于尽速解决战犯问题，并在审判结束后以“证据不足”为由，先后释放了相当数量尚未被起诉的甲级战犯和部分已被定罪的在押战犯。甲级战犯岸信介于1948年获释，数年后便出任日本首相执掌政权，组成“战犯内阁”，其政治理念被后世日本右翼势力所继承和推行。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师资博士后刘弘毅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当年在7名罪恶滔天的甲级战犯被处刑后，日本右翼分子盗取了他们的骨灰，在热海竖起了‘七士之碑’用于纪念。此后，在对南京大屠杀负主要责任的松井石根的故乡，同样收纳了一部分甲级战犯的骨灰建起了‘殉国七士庙’。在靖国神社边的军事博物馆——游就馆里，同样存在大量类似的右翼思想宣传……导致在今天的日本有很大一批人，会真的相信彼时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都在‘为了和平而战’。”

　　这种认知扭曲与清算不彻底有直接因果关联。

　　蒋圣力进一步解释道，在政治层面，战后对日清算的不彻底导致日本的军国主义根基未能被完全铲除，军国主义的余毒正是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历史修正主义抬头的深层根源。战犯获释重返政坛的问题，使战后至今日本政坛仍由军国主义分子及其后裔长期把持。在认知层面，日本不仅在全民范围内未能形成对战争罪行的正视和反省，反而随着战争罪责被不断虚化，出现了靖国神社合祀14名甲级战犯、教科书公然篡改历史事实等一系列行为，使国内社会的集体记忆被扭曲。

　　刘弘毅也观察到，“大多数日本人不了解、也不愿去了解历史”，甚至认为“靖国神社就是供奉为国捐躯的英灵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不能参拜”。

　　今年4月12日，高市早苗在自民党大会上公然宣称修宪“时机已到”，谋求2027年前推动国会启动修宪程序，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条文；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更要求删除规定“不保持战力”的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设立“国防军”。与此同时，日本内阁决议通过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南，正式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防卫预算在2025财年已达9.9万亿日元，占GDP的1.8%。

　　蒋圣力从国际法角度分析指出，高市政权推动的一系列行为与《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防范作为“敌国”的日本再次形成侵略潜力、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立法旨意全然背道而驰，“这释放出了战后国际秩序可能面临强烈冲击的危险信号，并显著增加了东亚地区军事冲突爆发的风险”。

捍卫正义，

80年后的历史镜鉴

上图：2025年9月19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观众参观《正义昭昭 大道同行——战后审判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这是中国法官梅汝璈在东京审判后留下的话语，至今振聋发聩。

　　80年后，我们为何还要反复重申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和重要意义？原因正在于这段历史并未真正“过去”。

　　蒋圣力指出，日本右翼势力通过系统性历史修正主义，试图重构历史叙事、否定战争罪责。这不仅是对受害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更是对当代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人道法体系的粗暴践踏，否定了建立战后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础，破坏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根基。

　　刘弘毅则说，当下日本主流舆论将解禁武器出口、介入台海、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美化为“遏制威胁、守护和平”，这与当年侵华战争时期“东亚解放者”的自我美化逻辑完全一致。“今天我们重申东京审判，就是戳穿这套‘和平’的话语陷阱——当年日本以‘和平’之名行侵略之实，如今以‘和平’之名突破战后体制，本质都是对自身错误行为的美化。”

　　王毅外长今年两会的“四问日本”直指要害：“台湾事务是中国的内政，日本有什么资格插手？中国的台湾地区出了事日本有什么权力行使自卫权？所谓集体自卫权是否意味要掏空规定放弃交战权的和平宪法？日本要向何处去？”这四个环环相扣的问句，精准点明了中日关系陷入困难的症结所在。

　　重申东京审判在管辖权确定、实体法适用、法庭程序进行等全方面的合法性，是直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种种谬论的重要法理武器。东京审判所确立的“法理优于强权”的原则，至今仍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运行的基石。纪念东京审判，既是对当年11国法官秉持正义、以法理战胜暴力的致敬，更是对当下的郑重提示：任何试图翻案历史、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都是对人类良知的挑衅，都不应也绝不会得逞。

　　面对日本右翼势力肆意翻案历史、企图推翻法理定论的危险趋势，国际社会必须对日本的战略走向保持高度警惕。

　　4月25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华东政法大学共同主办。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发布关于呼吁世界各国遵守国际法、反对非法使用武力的声明。

　　蒋圣力建议，中国国际法学界应系统梳理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国际法文件，坚守据以建立战后秩序的法理基础，重视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和历史修正主义谬论的公开发声与国际传播，切实驳斥其种种谬论，以学术力量维护历史正义，捍卫世界和平。

　　庭审可以终结，但历史不会退场，正义不容褪色。东京审判80周年，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记者｜应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