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理想： 哪些实现了，哪些仍须努力？

　　“中山先生有一个理念，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就是中国人。”10月17日，在上海市普陀区万里文化中心，孙中山曾外孙王志雄如此动情地说。这是“铭记光复荣光 共绘融合新篇”主题活动现场。据活动指导方上海市台办、上海市台联相关人士介绍，该活动的主题为“台湾光复纪念日设立一周年暨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

　　提及孙中山先生的梦想，王志雄向现场记者提及台湾，并进一步提出，当下“台湾的青年如果到上海来，能够根据《孙中山在上海主要行迹路线》去走一遍，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启示，使他们能够知道中山先生当时的用心良苦”。

　　在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近代中国，孙中山的理想是什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华文化教研部主任翁贺凯教授最近撰文提到，“矢志不移、无比坚定地追求民族复兴”。

2026年11月7日，江苏省南京市，人们在中山陵景区参观游览，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

率先喊出“振兴中华”

　　“1894年上书李鸿章遭到拒绝，遂再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第一次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是《新民周刊》记者在广东中山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看到的一段介绍。虽然在1894年之前，孙中山已经开始在澳门、广东等地行医之时，致力于救国的政治活动，但“振兴中华”口号的提出，与之前的活动不同。在翁贺凯看来，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国人所发出的时代最强音，是中华民族近代觉醒的先声。

　　1866年，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翠亨村一户农民家庭，9岁入村塾读书，13岁到檀香山读书，17岁回国。回国后次年，18岁的孙中山与卢慕贞结婚。再之后，1886年至1892年，他先后到广州、香港学医。可以说，在他生命的前26年，走的就是类似香山当地乡邻子弟多曾走过的人生向好之路。从农人到西医，个人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在当时当地都达到了不错的水平。

　　广东香山县，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更名中山——其实孙中山学名文，书法落款从来都是“孙文”，而中山之名为他旅居日本时化名“中山樵”而来。总之，孙中山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桑梓之地，与同时代的中国北方有许多不同之处。比如澳门在被葡萄牙人逐渐占据时，从行政区划上看，就是归香山县管辖；如今的珠海市，当年也属于香山县管辖，直至1953年单设珠海县。

　　在孙中山先生的青少年时期，因靠近港澳、靠近海洋等多重因素，香山县已经成为著名的侨乡。早在19世纪40年代，当地人中不仅有不少下南洋者，还有远赴夏威夷檀香山谋生的。早期华人到檀香山从事种植园劳工居多，之后又有从事杂货行、制糖业等等的。有人发财。最出名的例子是来自香山县梅溪村（今珠海市前山街道）的陈芳。他1849年从故乡前往檀香山，从杂货店学徒做起，进而创立“芳植记”商号，主要经营中国货物及航运业。而后又用经营所得投资甘蔗种植园。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美大陆南方种植园向北方供货的渠道显然受到影响。陈芳发现了这个巨大商机，向美国北方大举销售蔗糖，成为檀香山首位华侨百万富翁。1879年，陈芳出任清政府驻夏威夷首任商董，次年推动大清龙旗首次在夏威夷升起，1881年获任驻檀香山首任领事，制定华侨权益法案。早在1856年，陈芳就迎娶了当时的夏威夷国王的妹妹朱莉亚为妻。

　　就广东来说，当年在夏威夷发达起来的华侨是梅县人古今辉。出生于1834年的古今辉，在20岁时曾到马来亚、安南（今越南）等地经商。这是典型的下南洋的节奏。而1866年古今辉计划从澳门出发前往安南，却因船误期，索性登上了前往檀香山的船，从此开始了一段个人经历上的奇幻之旅。

　　檀香山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可以说，在1879年少年孙文随母亲杨氏由水路至澳门再抵檀香山之时，所见是中国人能够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华人种族并不比其他民族差！当时孙文所投奔的哥哥孙眉，已经是夏威夷茂宜岛上富甲一方的农场主，又在茄荷雷经营商务，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华侨资本家。少年孙文转入檀香山意奥兰尼男子中学就读。比起童年所读私塾来，西式教育新鲜的学科、灵活的教法、齐整的座次、严明的校纪，都令少年孙文印象深刻。在前往香港学医之前，少年孙文其实已经领略到，有合适的社会环境、制度，作为个体的一个个中国人中，不乏翘楚。

上图：1922年8月，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再度离粤返沪入住莫利爱路29号（现香山路7号）。在此居住期间，孙中山宋庆龄夫妇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家庭生活。

　　但是正是在孙文于香港学医，以及之后在澳门、广东行医之际，清政府对外一次次丧权辱国之事，令孙文想到了该从“医人”转而“医国”！甲午之战前夕，“处江湖之远”的孙文却已经觉察到清廷的败像。1894年1月，他撰写了一篇八千余字的政论文章，上书李鸿章。该文提出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四大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主张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发展工商业等实现国家富强。问题在于这样一篇来自于广东“乡野”的文章，如何令“中堂大人”看到？而“中堂大人”又如何回应。孙文此文由当时的著名报人陈少白修改，另一位著名报人王韬润色后，由孙文携带至天津投递李鸿章处。此时已经是中日开战前夕，双方都“箭在弦上”之际！李鸿章忙于军务没有见献改良之计的孙文。不过，孙文获得了“农务考察护照”。从李鸿章的角度看，这是给一位来自广东、有些薄名的青年以较高礼遇，甚而也是一种人尽其才了。而孙文眼看甲午一战清廷大败，遂再赴檀香山，于1894年11月24日联合20多位爱国华侨创立兴中会。兴中会章程中首度提出“振兴中华”！弃改良而求革命！

“恢复台湾，巩固中华”

　　甲午战败后，清廷委派李鸿章于1895年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其中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于日本，是为中华民族痛之至极之伤。谭嗣同写下“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道尽民族悲怆。而就在同一年，孙文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部，明确了革命目标就是要推翻清廷。此后不久，他就要求陈少白前往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在台北杨心如家中建立兴中会台湾分会。这是革命党人在台湾建立的第一个组织据点，也是“恢复中华”的理念首次在台湾传播。

上图：1920年2月7月，孙中山联合唐绍仪等重申护法救国主张。11月，孙中山在粤军攻克广州后从上海赴广州重组军政府。图为孙中山与唐绍仪在赴粤轮船上留影。

　　继而，孙文公开他的判断：台湾绝非可以放弃的边岛，而是中国革命整体格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提出口号：“恢复台湾，巩固中华”。因为受到清廷追杀，孙文前往欧美，在伦敦脱险之后，抵达日本。在投宿之际，为了躲避清廷暗探，落款“中山”。“中山”本是孙文途经日比谷中山侯爵府邸时所见字样，而写下“姓”为“中山”后，“名”这一栏他写下“樵”。“中山樵”，也就是“中国的樵夫”之意！

　　不过，1900年孙中山首次踏足台湾——由日本抵达基隆时，化名可不是“中山樵”了，而是“吴仲”。在台北，他设立惠州起义指挥机关，策划发动郑士良领导的惠州起义。首度到台湾，也是孙中山在台时间最长的一次。惠州起义之初进展顺利，但后因外援中断、粮械不继而失败。在台湾岛上，日本殖民当局最初默许孙中山的活动，后又转为监视、驱逐。11月，孙中山离开台湾前往日本。“这是中国革命与台湾联系最为直接的一次历史交汇。”国台办海研智库研究院杨亲华如此评价孙中山首次台湾行。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有一名与台湾渊源颇深的志士参与——罗福星。1886年2月24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罗福星，祖籍广东蕉岭，母亲为印尼葡萄牙裔。从如今仍存世的罗福星照片即能看出，罗福星是有白人血统的。但其满周岁就被家人送回祖籍地蕉岭县高思乡大地村居住，并于6岁开蒙。10岁时，罗福星由祖父罗耀南带着，前往印尼，并在当地一所华侨学校就读。1903年，祖父带罗福星到台湾苗栗居住，并在苗栗公学学习。此后，罗福星虽曾又回广东，也下南洋，甚至一度担任印尼巴达维亚中华学校校长，但他时刻不忘台湾光复事业。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在战斗中受伤、脱险的罗福星又回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并在华侨中招募愿意参加起义军者，并筹集革命资金。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就曾接见罗福星。当时，孙中山告诉罗福星，中国必须下定决心收复台湾。孙中山当时还曾对新闻界表示：“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

　　在杨亲华看来，“在民族危机深重、列强环伺的时代背景下，这不仅是明确的政治宣示，更彰显出他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信念”。在受到孙中山接见后，罗福星奉命返台，从事抗日活动。1913年3月15日，他在苗栗召开抗日志士大会，发表《大革命宣言》，号召台湾人民团结抗日、收复台湾。这次起义是失败了。可罗福星的豪言，光照后世，光耀中国！在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后，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此次募集革命党员，系为反抗日本政府，脱离其统治，计划使本岛复归中国所有。”1914年3月3日，罗福星英勇就义，时年28岁。临刑前，他留下《祝我民国词》，每句首字连缀为“中华民国孙逸仙救”，这既是他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也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在台湾扎根的真实写照。

　　孙中山是在1913年8月5日由福建马尾乘船抵达台湾基隆，并由此前往日本的。其此番出走，源于“二次革命”失败后遭到袁世凯通缉。当时，日本的台湾总督出于种种考虑，派员接待了孙中山并安排他与胡汉民一行下榻台北御成町梅屋敷。孙中山在此收到了台湾士绅廖乾三募集到的六万日元革命经费——系由廖乾三之子廖进平转交。作为答谢，孙中山回赠一瓶威士忌，这瓶酒此后被廖家世代珍藏，世称“中山酒”。据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存资料，此行，孙中山在台北还见到了翁俊明、蒋渭水、罗福星等抗日志士。梅屋敷后来被改建为孙中山史迹纪念馆，并成为台北逸仙公园的一部分。在纪念馆内，孙中山所书的“博爱”墨迹，高悬于房间右侧正中上方，下方是一尊孙中山雕塑半身像。前方则摆放着木质方桌、坐垫、屏风等物件。回看当年，自基隆到台北，孙中山一行在台湾仅停留了10多个小时，此后便转往日本。原因在于其行踪受到日本台湾总督府的严密监控。

　　1918年，护法运动受挫后，孙中山由汕头取道台湾赴日。这是他第三次抵达台湾。按照杨亲华的考证，当时孙中山本打算与台湾同胞见面，宣传革命主张，但遭到日本殖民当局多方阻挠，最终未能如愿与广大同胞会面，仅在台北短暂停留后便离台而去。

　　孙中山生前与台湾最后一次历史交汇，是在1924年。当时，孙中山北上途中所乘轮船停泊基隆港，但他已经病重未能登岸。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癌症在北京逝世，生前没能亲见台湾“恢复”。

上图：上海孙中山故居保存有孙中山藏书5000余册。图为上海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内的孙中山书房。（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今台北中山堂）举行，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代表中国政府宣布：“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从殖民统治时期听闻孙中山逝世而进行的秘密悼念，到台湾光复后的公开纪念，孙中山逐渐成为台湾同胞民族认同的重要象征。那些曾经只能在压迫中低声传诵的愿望，终于在民族胜利的曙光中成为现实。”杨亲华表示，“孙中山的思想不断推动台湾同胞的民族觉醒，也使中华民族认同在殖民统治下始终没有中断。”

　　从孙中山之关心台湾，再延展开来看当时其思想，就是在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而追求统一。1922年8月，孙中山在《孙逸仙宣言》中写道：“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1924年11月，他在神户与日本记者谈话时还曾表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他再次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

　　“国家统一，是孙中山的夙愿，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这正是孙中山的台湾情结穿越百年的深远回响。”杨亲华表示。

上图：市民参观位于香山路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摄影/张龙

以富强国家为己任

　　孙中山这位伟大爱国者、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所怀，是以富强国家为己任，“为众生谋幸福”。而其实践，证明了他是开创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先驱。

　　2024年9月14日，随着龙龙高铁梅州至龙川西段开通运营，中国铁路里程突破16万公里！当时即有媒体评论称，这一天，“应该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当年的一个梦想，明明白白写入他《建国方略》的一个梦想，终于实现了”。当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10万英里，大约16万公里。

　　而以中国铁路的品质来说，孙中山所生活的时代，中国大地上即使有火车，也只有蒸汽机车牵引，其中绝大多数蒸汽机车由海外进口。哪怕在孙中山先生过世以后，中国国民政府铁道部技正（工程师）应尚才设计的粤汉铁路600型蒸汽机车，还是不得不委托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牛顿勒维洛斯的沃尔冈机车厂制造。可如今中国早已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最大的高铁路网，拥有最大的轮轨高铁动车组设计、研发、制造能力。

　　近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徐涛所著《城市革命：孙中山与上海》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提到，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孙中山相当重视金融的力量，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政权建设、社会稳固、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无一不依赖金融力量的支撑。”因此，他在上海积极投入金融实践，亲自出任当时的上海中华银行总董，践行“实业为富国之本，而银行为实业之母”思想。

　　“南京临时政府从成立到解体的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孙中山对于设立海外汇业银行，创设兴农银行、农业银行、殖边银行等专业银行，均持有十分积极的观点。”徐涛写道，“而从政治革命转向实业建设之后，他尽全力支持当时尚属弱势的华商银行，尤其体现在支持上海中华银行改组为商办，以及创办中华实业银行等方面，务实地利用金融力量，巩固共和制度的经济根基。”民国初年，孙中山还曾在上海筹办证券物品交易所。

上图：2026年11月7日，江苏省南京市，人们在孙中山纪念馆参观游览。

　　对于上海，孙中山寄予厚望。他曾表示，上海该建设“东方大港”。徐涛认为，当时的孙中山不仅仅将当时的上海置于全国，乃至世界范围考量，还从十分长远处着眼。“从空间和时间的两大范畴看，孙中山的改良上海计划，都是超越时人的。”徐涛说。当年，孙中山新开辟世界良港，而改良上海老港的蓝图，如今已经经过重新规划而得以充分实现。上海的“新辟世界良港”当然是洋山深水港。

　　孙中山的许多理想、梦想已经实现。唯有一大未竟遗愿——祖国统一。然而，正如杨亲华所说：“孙中山先生毕生期盼的统一、富强、民主的新中国，正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稳步前行。”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赴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光明前程——这既是对先贤遗志的告慰，也是当代中国人必须扛起的历史责任”。主笔｜姜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