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马年，细数文物中的马

　　乙巳渐远，丙午即来。传统十二生肖中的“马年”，再次奔腾而来。矫健的马儿，千百年来不仅是人类可靠的骑行伙伴，更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提到马，除了速度、勇气与力量，国人往往还会将其与自由、忠诚、奉献、进取、成功等特质联系在一起。

　　正因为马的寓意多样，自古以来与马相关的装饰和器物也数不胜数。走进各地的博物馆，不难发现从商周时期的车马坑，到秦汉的骑兵俑，马的形象始终铭刻在文物之上，诉说着古人对马的珍视。

车马、战马与玉马

　　从西周时期开始，随着马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更加广泛，其同时成为权势的象征之一。从考古发掘来看，周秦时代的高等级墓葬一般都有陪葬的车马坑。如洛阳东周王城发现的“天子驾六”车马坑，秦始皇帝陵则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兵马俑陪葬坑，并发掘有制作精美的铜车马。

　　1978年出土于秦始皇帝陵、现收藏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两乘铜车马，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体型最大、结构最复杂、系驾关系最完整的古代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汉代时出现了专用的明器，即用小型的陶制马俑代替真马陪葬，唐代则出现了制作精美的三彩马俑，成为陪葬文物中的代表之作。

　　1981年出土于汉武帝茂陵陪葬坑的鎏金铜马，通体鎏金，马身体态矫健，是典型的汉代“天马”造型。这尊铜马，原型为西域引进的大宛汗血宝马，是汉代丝绸之路商贸与文化交流的典型写照。

　　通高38厘米、1966年出土于西安莲湖区西郊制药厂唐墓的唐三彩腾空马，是唐三彩中罕见的腾空造型精品。从上自下看，马背上的西域少年高鼻深目，面带微笑，头发中分梳于耳后。少年身着蓝色长袍、脚蹬尖头靴，胯下的骏马体型彪悍，动作舒展，画面感十足。

　　提到唐代与马有关的文物，不得不提“昭陵六骏”。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自己的六匹功勋战马，特在昭陵北阙立下青石战马浮雕。回顾当年“昭陵六骏”的创作过程，集聚了各界顶尖人才。画圣阎立本绘制画稿定形，雕刻大师阎立德依形复刻刻石，李世民还亲自为每匹马题撰赞语，最后由书法大家欧阳询将赞语书丹在原石上角。

　　除了战马，唐代还有不少与舞马相关的文物。盛唐时期，舞马一度成为宫廷中极具代表性的表演项目。开元年间，宫廷驯养了多达四百匹舞马，专门在 “千秋节”（玄宗生日）等重大庆典上表演。如今由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其表面能看到披挂锦绣、佩戴装饰的舞马。

　　博物馆里的 “马文物”，有着各自的 “使命”。车马器、战马记录权力与战争，而精致的玉雕马，承载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妇好墓出土的玉马，是国内目前所知最早的马形象；清代宫廷的十二生肖陈设玉器中，青玉马有祈福纳祥之意。

诗画古籍，样样少不了马

　　中国古代不仅有许许多多“马文物”，也有一些与马相关的文化形式。早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马”象形的文字：长脸、大眼、鬃毛飞扬、长尾有蹄，与马的形象高度吻合。

　　马儿既可以是现实中战场豪情的体现，也是无数文人墨客寄托情感的化身。“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辛弃疾笔下的战马迅猛，宛如沙场上飞舞的弓箭。“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杜甫写出了马儿轻快的那一面。“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无论何时，国人吟诵陆游的这句诗，都会感受到那难以言表的深沉悲壮。

　　在中国绘画史上，以马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同样很多。马一直是各个时期承载审美与创作技艺的重要对象。在众多博物馆藏书画中，马或奔腾、或静立，每一种姿态都蕴含着独特的韵味。

　　2026年2月正在国博展出的宋代《狩猎图》，展现了狩猎者骑马逆风追逐的状态。全图尺幅不大，但勾线细腻，赋色精致，被认为是宋人刻画北方民族的作品。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郊原牧马图》，可见八匹骏马散放于郊外旷野之中，或卧，或立，或吃草，或嬉戏，自在悠闲，放牧者在树下休憩观望。因此，此画又称《八骏图》。

　　此外，历朝历代的古籍中，也不乏马的身影。《礼记》记载，马匹驯养要顺应季节变化，“春合群、夏分养、秋训练、冬保护”。众多典籍中藏着古人对于马匹的驯养智慧，由此可见，古人爱马也懂马。记者｜王仲昀

链接：圆明园马首铜像

　　圆明园海晏堂前的十二生肖喷泉于乾隆年间设计制造，设计师是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师郎世宁。1860年，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破坏建筑，洗劫文物，留下一片断壁残垣。2020年，圆明园马首铜像结束百年流离，成为第一件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