琢玉生辉：潘玉良的传奇人生

　　最早得知潘玉良这个名字，是几十年前黄蜀芹导演、巩俐主演的电影《画魂》的女主人公。 她的一生，实在是太传奇、太适合被改编成电影了：从小贫困，父母双亡，被赌棍舅舅卖到妓院成了歌女，偶遇长官潘赞化替她赎身，从此开始习字学画；二十几岁考入上海美专，成了中国第一批男女同校的女学生。后来拿官费留法，进巴黎国立美专，又考入意大利罗马皇家美术学院——她是东方第一个考上这所学校的人，从此踏上了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女画家的道路。

画中的“孤勇者”

　　年少时看这部电影，还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对潘玉良的作品一无所知。这次有幸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亲见她的“琢玉生辉”作品特展，才以崭新的眼光，重新认识了这位艺术大师——

　　从法国回国在上海美专任教后，她因为不堪的出身和特立独行的往事受到狂风暴雨般的人身攻击，只好再次出国躲避。她的好朋友陈独秀在她的三幅白描人体上题跋：“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入中国之白描，余称之曰新白描。”这简单一句话概括了她的一生。

　　她的白描，用毛笔在宣纸上画人体，线条里有书法的笔意，刚柔并济，后来被人叫作“玉良铁线”。跟传统白描不一样的是，她把西方写实训练里的造型和透视也带了进来，画出来的人体既有骨肉感，又有笔墨味。1940年代以后，她开始画彩墨——先用墨线勾轮廓，再用点彩和烘染填背景，把中国画的留白空间用西画的色彩撑满。我最喜欢的是她后期个人风格成熟后的舞蹈系列作品： 《双人袖舞》《中国舞》，一个在巴黎住了大半辈子的中国女人，画的是中国民间的热闹——大红大绿，袖舞飞扬。中西合璧，横冲直撞地闯进我的心里。

　　特展中还展出了一辑不同时期的自画像。早期的还带着温婉和惆怅，到了1945年的《红衣自画像》，目光沉着，神情冷峻，自在自信地直视画外——她不再是“被看的人”，她是“看别人的人”。

　　一个天纵奇才的画家，作品令人赞叹。而令我不禁驻足的，还有她和潘赞化的家书。世俗眼光看潘赞化是她的救赎者她的恩人她的伯乐，毫无疑问是属于上位的，但看潘的措辞：“玉良，你是我平生最敬爱的人，你的志气横贯古今，你的心胸包举四海”“你努力吧，你的前途是光明的，是真实的，也是不虚的，是荣誉的。我又何等侥幸助此成功之人成功。”“容比当年尤妩媚，情愈曩昔更缠绵。愿为鳒鲽不为鯱，只羡鸳鸯不羡仙。” 这般心灵相通的两个人，从1937年潘玉良再度赴法后终未再见。或许潘玉良画作中的孤独与倔强，也正是她人生经历的写照。

以东方之笔，承西方之光

　　和“琢玉生辉”同期展出的，还有中国美术馆的“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一天之内连续跑完这两个展子，会有种微妙的和谐和错位交织的感觉。达·芬奇的绘画是一种科学，透视、解剖、光影规律运用得透透的；提香的光影美妙绝伦，金色的光线落在花神的肩头，连发丝都浸着生命感；卡拉瓦乔更是独树一帜，漆黑的背景里火红衣着的人物像被舞台追光照着，粗粝的真实感撞得人心里一动。

　　潘玉良在巴黎学到的，就是这一套。她的油画底子是西方的用色逻辑，造型能力是从学院派写实训练里磨出来的。但她没有亦步亦趋。她骨子里有一根东方线条。画完油画轮廓，转身就在宣纸上用毛笔勾线，用点彩法填背景，把西画的色彩和空间感塞进中国画的材质里。这种“合中西于一冶”，不是简单地把两种东西拼在一起，而是从自己身上长出来的，画的是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世界。虽然和达·芬奇的精细构图不沾边，也不似提香温润光泽的视觉感，但充满着“我就是要这么画”的劲头，就好像把自己的人生和来历也都一笔笔画进线条里。

　　琢玉生辉。还好这世上有种种宿命般的相遇，有种种石头般偏不认命的倔强，让她把自己从烂泥里拔出来，用一辈子把自己雕琢成器，在艺术的长河里永远熠熠生辉。撰稿｜姚佳琳

链接：《带花执扇女子》

　　潘玉良的代表作之一，以中国传统线描和西方油画光影展示了女性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