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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 将不反省的日本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日期:2017-12-13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提示:残酷的战车之轮碾过薄脆的肉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从南京大屠杀人伦丧尽的淫虐蹂躏,到战时毫不避讳的“慰安妇”制度,再到战后“向大人进贡”式的美军特供“慰安所”,日本惯于利用女人的身体大做文章……
记者|孔冰欣
 
  议由中国、韩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联合提出的“‘慰安妇’的声音”(第101号),与提出“‘慰安妇’与日军纪律的文献”(第76号)之日本右翼提名者展开相关对话;“‘慰安妇’的声音”被列入延期决定项目,予以了否决性搁置。这是今年10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签署的2016-2017年度入围世界记忆目录的名单所言。
  作为“‘慰安妇’的声音”申遗项目中方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馆长苏智良教授义愤填膺,旋即发表声明:“我对博科娃女士及教科文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咨询委员会(IAC)会议的决定表示遗憾,对搅局者日本政府所持的不反省立场予以坚决谴责。”
  残酷的战车之轮碾过薄脆的肉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从南京大屠杀人伦丧尽的淫虐蹂躏,到战时毫不避讳的“慰安妇”制度,再到战后“向大人进贡”式的美军特供“慰安所”,日本惯于利用女人的身体大做文章,性与暴力,在其“图皇国大计”的词典里,“源远流长”,“一脉传承”。
 
制度性的国家犯罪
  
  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诱骗、逼迫等手段强征随军性奴隶,目的是“安抚士兵、鼓舞士气”。那些被冠以“慰安妇”之名的弱势女流,不过是日军发泄兽欲的无辜对象,不知“慰”从何来,又谈何而“安”?!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本土、日据台湾,也有许多来自琉球、东南亚、荷兰等地的女性,其中在日本本土召集的“慰安妇”又被称为“女子挺身队”。
  苏智良教授在经过艰难、严密的调查后发现,中国竟是日军“慰安”制度的发源地。在人数上,中国20万妇女被迫充当“慰安妇”,是日军“慰安妇”最主要的来源;在时间上,日军在上海建立了世界第一家“慰安所”——位于今天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且上海“慰安所”的持续时段最长、数量最多。因此,中国妇女是日军“慰安”制度最严重的受害人群。
  1931年11月,日方为给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提供性服务,在虹口选择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其海军的特别“慰安所”,其中就有“大一沙龙”。日本外务省的一则档案证实,“大一沙龙”尔后得到扩张。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海军“慰安所”共达17家,以日本海军官兵为客人。当时执行“慰安妇”体检任务的日医麻生彻男摄下了《“慰安所”规定》,规定写明:本“慰安所”只限陆军军人、军方聘用人员入场,入场者须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入场券的价格,下士、士官、军聘人员为2日元,军官为5日元。
  苏智良介绍,日军在上海的“慰安所”经营者主要有3种:一种是日军直营,另一种是日侨、朝鲜侨民经营,还有一种是汉奸经营。上海有史料或证人证明的“慰安所”有149家。“上海可以说是日军‘慰安妇’制度最完善、‘慰安所’数量最多的城市。”
  由于对“大一沙龙”的模式“很满意”,日海军“发明”的“慰安”制度在中国得到“复制、推广”。1938年1月13日,由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的位于上海东北角的“杨家宅娱乐所”开业。104名日本和朝鲜少女成为杨家宅“慰安所”的第一批”慰安妇”。自此,诸多外籍女子被迫踏上了这条不归路。 
  而南京大屠杀前后,日军变本加厉地在被玷污的神州大地上“大兴土木”。资料统计,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海南、台湾和香港等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侵略南洋诸岛国,走到哪里,“慰安所”就建到哪里——“慰安妇”的无助呐喊处处可闻,各国不幸妇女被日军视为特殊的“战略物资”,生不如死、死不瞑目;今日看来,铁证如山。
  苏智良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从上海到南京,日军杀伐不止,暴行不停。“宝山的罗店成了血肉磨坊,金山卫侵华日军登陆处,百姓惨遭屠戮。至于侵略者在南京的性犯罪,震惊中外,这是没有办法被掩盖、否认的。当时西方的外交官、传教士,都是目击证人。”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常州大学近现代史与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朱成山教授一语中的:“‘慰安妇’制度不是哪一支日本部队做的,它是整个日本国家的、军部做的制度安排,所以是制度性犯罪,是日本国家的犯罪,这是‘慰安妇’制度的本质。”
  由苏智良担任学术顾问的5集文献纪录片《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近日献映,从“制度”的层面,深刻剖析“军国日本”之原罪。如日本历史学家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图书馆查到的《军慰安所从业妇等募集文件》,由日本陆军省兵务局兵务科于1938年3月4日起草,发送向日军北支方面军和中支派遣军参谋长,编号“陆支密第七四五号”。文件要求募集“慰安妇”时,“务必保证在(日军)派遣军的统制下进行,注意做到人员选择周到恰当。在实施期间,还要保证与周边地方的宪兵和警察当局的紧密联系,以此来确保军队威信和防止社会问题的发生。” 
  1942年3月12日,驻扎在台湾的日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给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秘密电报。电文显示,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向日本陆军省提出派遣50名“慰安土人”(指从台湾强征的“慰安妇”)到婆罗洲。后安藤利吉依照东条英机指示,选定三名“慰安所”经营者前往婆罗洲营业。当第一批50名“慰安妇”到达婆罗洲三个月后,驻扎在台湾的日军参谋长樋口敬七郎给日本陆军省副官木村兵太郎发电报,称“人员不足,工作繁重,因而需要再增添20名‘慰安妇 ’”。
  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关于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如今保存在吉林省档案馆里。1938年2月28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在这份调查报告里,描述了南京地区日军“慰安妇”最初设置状况:日军在南京驻扎25000人,有“慰安妇”141人,每一个“慰安妇”必须要面对日本军人178人…… 
  
悲惨经历罄竹难书
  
  “对女性的漠视、践踏,我们可以说和日本的性文化传统有一定关联;但是,最根本的因素,仍是军国主义鬼影的冤孽。”苏智良强调,日本军国主义妄想征服世界,在其眼中,一切物事皆为“军事资源”,可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调配;基于此,“女人”不是“人”,同样也是一种“军需品”,是保障战争顺遂进行的有效手段。
  战败后,日本军国主义死性不改,不惜献上本国妇女让驻日美军“把玩嬉弄”,其猥琐苟且,丑态百出。“特殊慰安施设协会”(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简称RAA)倾举国之力行卖春之实,此般“常态化”的恶事,实际上就是战时顽固思维的完全沿袭。几年前,政客桥下彻去冲绳美军基地视察时,居然建议美军司令开放美军官兵进入性场所发泄,以减少性冲动压力。无耻至此,实属罕见,就连美军司令官都听不下去了,“我们是禁止的!”在桥下这类人的认知里,“慰安妇”制度维护军纪,“确有存在的必要”——“太过分了!还是不认账、不道歉。日本‘慰安妇’难道不是你们的同胞吗?右翼军国主义简直令人作呕。” 苏智良摇头。
  那么,为何符合教科文申遗条件的“慰安妇”记忆文献资料,2015年、2017年两次申遗,两次都没能成功?原来,背负了二战时期实施军事性奴隶制度历史包袱的日本政府,为了美化自己的国际政治形象,对教科文IAC多方大力施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5年10月中国南京大屠杀资料申遗成功后多次宣称,“决不允许第二次失败”;两年来,日本方面“不遗余力”,不间断地做IAC委员的工作,诋毁国际联合申遗。
  最后,日本政府使出无赖杀手锏:拖延不缴纳会费,表露威胁,一旦“‘慰安妇’的声音”项目申遗成功,日本将退出教科文组织——这对于美国闹着退出后、财政日益拮据的教科文组织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之举。2017年5月27日,安倍晋三在意大利会晤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迫不及待放风声:在“慰安妇”问题上,联合国与日本立场一致。联合国发言人虽公开辟谣,但日本“持之以恒”地用政治手法掩盖历史真相,卑劣得登峰造极。“我抵达UNESCO的会场,一看到就来了一个日本外交官,已有判断他们大概‘胸有成竹,搞定了’。果然,会议尚未结束,NHK就做了报道,真明显啊。”苏智良叹息。
  在声明中,苏智良义正辞严:教科文IAC未能坚持为人类的历史留存真实声音的宗旨与立场。搁置“‘慰安妇’的声音”这一项目,是推卸责任的决定。而此推卸责任的决定,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关于“慰安妇”问题上的立场背道而驰。
  当然,教科文组织的退缩,不代表人类的文明与良知从此就裹足不前了。当地时间2017年9月22日,一组“慰安妇”塑像在旧金山市中心的圣玛丽广场揭幕,以此纪念被迫为日本军队提供性服务的各国“慰安妇”,这也是首组在美国重要大城市设立的“慰安妇”纪念物。塑像由当地华裔、韩裔为主的民间团体“慰安妇正义同盟”募资并推动落成,其碑文写道:我们最大的恐惧,是我们在二战时期的悲惨经历被世人所遗忘。11月22日,旧金山市长李孟贤(Edwin Lee)签署文件,雕像完成市有化,成为旧金山公共财产——这意味着日本方面的压力是徒劳的,大阪市长吉村洋文23日表示:“姐妹城市关系的相互信任已经不复存在,我将采取措施解除这一关系。”
  苏智良告诉记者,“今年7月,我曾去圣玛丽广场做过演讲。‘慰安妇’雕像的影响力不可小觑,搞得日本人坐不住了。就我所知,我们上海也有雕像,明年华盛顿可能也要建,难不成日本忙着一个个解除友好城市关系?与主流价值观对立,岂非可笑。上世纪90年代,日本还能称之为多样化,可惜现今右翼兴风作浪,安倍‘功不可没’。安倍政权在历史观上一路开倒车,如果他们总是无法认清错误,那么与战时受害国家的分歧只会越来越大,以后矛盾会越来越多。”
  “当然,日本国内,还有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这样敢于正视过去、书写真实的作家;还有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调查‘慰安妇’问题20余年,不惧与极端右翼在法庭上斗智斗勇;还有历史学家笠原十九司先生,他在1980年代就开始与洞富雄、藤原彰等人组成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深入钻研南京大屠杀历史——老先生很了不起,我今年在南京与其见过一面。日本右翼经常骚扰他,但他自有主张。这些日本朋友,说明了日本社会不是所谓的‘铁板一块’,不乏正义之士。”苏智良说。
  “历史链接着未来。正确认识战争责任问题,是日本战后融入世界、与周边国家和解的基石。以性暴力作为战争工具,更是对全人类的犯罪,必将书入历史,永受谴责。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在声明的末尾,苏智良如是表态。他对记者建言,纪念馆、公祭活动、书籍、影视等等,皆可成为普及“慰安妇”名词,普及正确历史观、价值观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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