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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李路:必须玩真的,半点虚的都不行

日期:2022-03-03 【 来源 : 新民周刊 】 阅读数:0
阅读提示: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该呼唤什么?看完《人世间》,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结构,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撰稿|珠 兰


  几年前,读完《人世间》原作,李路眼前一亮。

  一方面,李路早想拍一部工业题材的电视剧,因为“这么多年,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发展成现在这样,经济总量发展到这般规模,居然没有一个影视剧来描写工人阶层,不管是农民工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这肯定都是有问题的,现在市场上缺这个东西”。另一方面,《人世间》中的人物有纵深性,最对李路的口味。

  好剧本难找。作为导演,李路的作品不算多,只有《老大的幸福》《山楂树之恋》《人民的名义》等几部戏,但他认真,每拍一部戏,都会花上很长时间,竭尽全力,只为保证电视剧的高品质。

  可“是李路的菜”这类重细节、轻情节的“严肃小说”,如何才能转化成影视作品?原著中人物颇多,各具性格,哪去找这么多的好演员?

  此外,梁晓声小说《人世间》达100多万字,人物众多,年代久远,长达50年的时间跨度。而这50年,又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50年,究竟该怎么取舍呢?

  电视剧《人世间》的拍摄工作只用了半年,可加上前期策划、磨剧本、改剧本等,是整整3年。回想过往,很难找一种说法,来概括这3年的辛苦,于是,“遭死罪了”成了李路的口头禅。

  《人世间》播出后,越来越多的观众在争论:它凭什么火?它讲述的是平常人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没有惊心动魄的业绩。这算是怀旧的胜利?还是“好人主义”的胜利?

  不如听听导演李路怎么说。


选了最难走的一条路



  《新民周刊》:你是如何想起请王海鸰老师当编剧的?

  李路:任何一个项目,都像盖大厦,是个系统工程,谋划筹备阶段比后期拍摄重要得多,方向选择错误,就犹如地基打错了。确认《人世间》这个项目后,就觉得剧本非常重要。虽然原小说长达115万字,但不全是剧情的东西,榨干后,到底有多少可用的情节,谁也没把握,这就需要一个有一定年龄、有实操经验的好编剧来改编。

  拿到《人世间》后,我问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周梅森,一位是陈道明,问他们找谁编剧最合适?我是分别问的,真挺逗的,两个人同时推荐了王海鸰。

  在那一届获茅盾奖的几部长篇小说中,《人世间》是适合改编电视剧的,有人物、有时间、有历史纵深、有具体事实。相对来讲,编剧看到后会很有感,不会感觉抓不着边际。所以我请王海鸰老师来当编剧。我当年看她的《中国式离婚》,包括《牵手》,我认为她在情感上见长,在细节上见长,这两点对《人世间》至关重要。

  从情感说,小说中的情感,是通过文字描绘的。而通过情节、剧情推动,需要编剧下功夫。

  从细节说,影视剧最难是把细节罗列起来,当年我拍《老大的幸福》时,我跟范伟说,特别感谢你把前半生所有细节奉献给我了,它们只能用一次,而人是会被掏空的。编离奇故事、设置悬念,都好办,但是一点一点把细节罗列成非常精彩的故事,太难了,无论是作家还是编剧,都不会有太多信手拈来的东西,用几次,就没有了。拍电视剧,我是很看重编辑、剧本的。剧本是一剧之本,尤其长篇电视剧是讲故事的,剧本不好,导演再好、演员再好,都不行。

  《新民周刊》:在编剧上花这么大力气,值得吗?

  李路:影视站在文学的肩膀上,这话不是我说的,前人说的。文学一定站在影视前面,已经有这么多成功的先例。

  为解决好文学原著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关系,我们做了大量技术性工作。比如征得梁晓声老师同意,让我全权负责小说到剧本的宏观走向。再如和王海鸰老师一场又一场、逐字逐句的沟通,甚至是争吵。这些都是基础性工作,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不光是我,还有我的团队,从三年前谋划,一直到拍摄结束,都在不断磨合、取舍、掂量、推敲中,一步一步往前走,非常艰苦。

  这些苦说起来容易,几秒钟就说完了。但在执行中,往哪个方向走,用多少笔墨,都要反复讨论。文字与视觉化相差很大,好在《人世间》有很多细节,我们可以拿过来用。

  《新民周刊》:在剧本之外,开拍前,你还做了哪些硬件方面的准备工作?

  李路:遭死罪了。比如选景,在东北拍还是在北京郊区拍?辽宁、吉林、黑龙江,我们都看了。原著背景是黑龙江,但东三省都差不多,而且电视剧中虚化了背景,并没说在哪个省,我们连建设兵团等背景都虚化了。

  放在长春拍,是我跟梁老师商量后定的,我是吉林人,对长春熟悉一些,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我父母都是《吉林日报》的。在吉林拍了六七个月,把长白山、吉林市、长春市的美景、场地,都拍进去了,希望家乡人喜欢。

  吉林当地政府给了大力支持。棚、景、铲雪、配合……都不是小事。比如有一场戏在长白山老秃岭拍的,雪有一人高。越野车爬不上去,发动机熄火,大家下来推,上山的二三十里路,全靠铲雪车把路铲出来。制片主任说,导演别闹了,不可能上去的。我说肯定能上去,最后真上去了。他说,真是没有不可能的事。

  上去果然不一样,站在长白山上,一览众山小,取到画框里的景色,完全不一样。其实剧情很短,就是周秉义的几个镜头。有人说,有些场景在北京也能完成,干吗跑到零下二三十度的地方去?我们选择了最难走的一条路,就是实景拍摄。如果想马虎一点,确实可以在棚里拍,效果就欠点意思。

  我是劳碌命,每天群演的戏,我都要去拍,后期制作时,我天天泡机房,乐此不疲地做这些事。简单的办法,我不太想做,好几个圈里的朋友也说我,如果通融一点,拍摄难度没这么高,大家的压力都会小一些。像我这样要求,无论是拍摄、通过、播出,比商业剧的压力成倍增长,这不好说得太多,反正我们非常辛苦,压力很大。

  《新民周刊》:剧中那么大的“光字片”,都是搭出来的?

  李路:是的。从一开始,我的脑子里已经有“光字片”了。可东北房子和南方不一样,东北是一趟一趟的,很规整,我想要的是南方那种八爪鱼状的,每个小胡同都能拐进去。按照这个形象,分头去找。

  在原著中,“光字片”是城中村,是城市拆不了的村。可怎么也找不到,要么住户已搬走了,要么待开发,只剩少数“钉子户”。而且城中村的房子都很破,有维修、维护的费用,不如自己搭布景。最终用了近200名建筑工人,搭出总面积8000平方米的布景。

  《新民周刊》:拍《人世间》,你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

  李路:我本人没做过这么大的项目。在此之前,我没拍过这么长的剧。《人世间》集我过去拍的《老大的幸福》《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于一体,既有爱情,又有社会关系,又有对中国社会过去四五十年的纵深思考。其他剧呈现的是某一时间段,某一阶层,《人世间》从1969年到2016年,这种把握,我之前没有过。所以这次很兴奋,兴奋感一直都在,觉得很过瘾。

  像过去人讲的,必须得有这种纵深,否则只有单薄的故事,为什么喜欢有纵深的故事?因为当下是单面的,有纵深是多面的,这对我是一大挑战,也是我的一次学习机会,我觉得挺有意思。对我来说,这是难题,如果解决了,自己会很开心。


怎样才能拍好现实主义


  《新民周刊》:你对剧中演员们的表现,满意吗?

  李路:挺满意的。这次请的这些演员,“四梁八柱”加起来的,戏多的就有二三十人,一共一百多名演员,每个角色,哪怕只有一两场戏,都是咱从人堆里挑出来的优秀演员。像赵小锐,就一两场戏,好多就一两场都请非常优秀的演员,他们的完成度,他们的塑造力,非常棒。

  我在监视器前,常被感动得擤大鼻涕、擦眼泪。有场戏写一个小姑娘,是第一批下深圳闯世界的,离开家乡时,与同事分享家里带来的饺子,在东北,有“滚蛋饺子接风面”之说。演员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在校学生,第一次演戏,她没任何表演痕迹,演完了,当着监视器就哭了,她是用自己的真情在诠释,不是在演,这就是真实的。其实,这只是一个过场戏,却非常打动人。当年离家闯世界,不容易。正是这些细小的东西,让我潸然泪下。我不需要用是否催泪,来衡量一个场好不好。剧情到了,感情自然生发出来,我们不想煽情。

  年轻时当导演,我是在演导演,大家必须听我的,应该怎么怎么样。现在我已经是老同志了,岁数大,不用再演导演了。只要演员演得好,我只有鼓掌的份,演的跟我想的不一样,不是这个人物,我会去说。拍《人世间》,我很少说,因为大家都太出色了。

  在这些演员演得好的状态下,不用多调整,或干预他们的表演。我常说,演员只演一个人,为演好人物,会煞费苦心去设计,而导演要思考所有人。在表演上,演员的思考肯定比导演缜密。

  《新民周刊》:电视剧《人世间》中,演员都是东北人,这是刻意安排的吗?

  李路: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都用东北籍演员,后来也是这么实施的,这些演员来自东北,但大部分在北京生活。

  在冬天场景中表演,东北籍演员比较习惯,且熟悉北方人的说话逻辑,有些表演是自带的,不用演。其实我们剧组没强调满口飘东北话。

  有几场戏,演完第一遍,我就跟演员讲,要改变你的表演方式,不要让观众看着一群东北人在这儿讲,而是讲一个很朴实的故事。讲普通话,偶尔飘一点东北话没关系,但不刻意强调这种地域性,让更多观众看到这个故事。

  《新民周刊》:《人世间》是现实主义作品,你之前拍的《人民的名义》等也是现实主义题材,你比较偏好这类题材吗?

  李路:是的,这可能和我的经历有关。我30多岁起,担任过江苏电视台制作中心主任、电影厂分管生产的厂长等,对现实特别关注。

  当导演不容易,在选材上,可能没太多话语权,如果又是导演又是制作人,话语权稍微多一点,才有可能去说,我想拍什么作品。我比较运气的是,我拍的东西都是我自己选的,没有人强塞给我去拍。

  虽然如此,也没有一个好东西是写好后,放在那里,等着你去拍。我的每部作品都是从一开始,便亲自参与孵化。无论是10年前的《老大的幸福》,它也是在央视播的;还是《山楂树之恋》,没出版之前,我就去找版权;包括《人民的名义》,只有两三千字大纲时,我就找周梅森谋划;至于《人世间》,在没获得茅盾文学奖时,我就看中了,并合作拿下了这个项目……

  总之,每一个作品都像十月怀胎,带着我刻骨铭心的爱,即对这类题材的热爱,一点一点被孵化出来的。

  《新民周刊》:近年来优秀的现实主义影视剧似乎不多,为什么?

  李路:中国电视剧近十几年、二十年,是中国所有文艺类型里最争气的。从数量看,产量世界第一,且现实主义作品一直是主流,不论写哪方面的现实主义,都很多。我们的产量太吓人了,多得一塌糊涂,其中也有好东西。但整体上看,数量高于质量,只有高原,没有高峰。

  这么多作品关注现实主义,可关注工人的作品却很少,这也正常,因为影视剧的第一属性是商品,第二属性是艺术品。拍工人题材,没人看,谁肯投资?没人投资,自然也就没法拍了。

  面对影视剧的双重属性,最好是“两手抓,两手硬”,但少见。既是好商品,又是好艺术品,只能靠作家的能力、编剧的能力,以及创作人的眼光。

  《新民周刊》:怎样才能把现实主义作品拍得吸引人呢?很多观众说,《人世间》有一种史诗感,这是怎么拍出来的?

  李路:真实性。以《人世间》为例,它是我们都经历过的事,或者说,我们的长辈、兄弟姐妹都经历过的事。原著从上世纪60年代末,一直写到2016年,时间跨度达50年。其中的许多事,已被人们淡忘,但又没完全忘怀。所有的景、所有实物、所有细节……都在人们的脑海中,任何不真实的地方,很快就会被指出来。所以,在制作上,在剧本编写上,必须力求真实性。

  《人世间》是一部现实主义得不能再现实主义的作品,描写的是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自己,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的生活。对于这样的作品,真实性就像ABC,是基础。

  至于拍出史诗感,需要各创作部门合作。梁晓声老师的作品自带一种文学的史诗性。此外,编剧、导演、演员的指向,都要往这儿走,才能出现史诗感。这些年,看了很多影视作品,都是有史诗性的,拍出史诗感,靠说不行,要靠故事,靠一个一个镜头的罗列,靠一个一个故事的堆积,能触动人的精神和心灵,于细微处见崇高,才会有史诗感。


我们太容易忘记了



  《新民周刊》:大家都评价说,你是没舒适区的导演,你自己怎么看?是什么支撑着你不断探索?

  李路:什么叫舒适区?我这么说,好像我在唱高调。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平常想思考、想表达的问题,把它拍出来,你才觉得有激情。吃点苦,遭点罪,拿着生命去拍戏,是值得的。

  所谓舒适区,对导演、对编剧、对演员并不那么重要,对电视剧操盘人很重要。制作人选什么样的编剧,找什么样的演员,怎么宣发,市场反馈如何……只有制作人知道,演员、编剧、作家,都不知道。在影视剧中,作家出思想,制作人出灵魂。最后捏合成什么样,只有制作人知道。所以说,我不想做流水线上的电视剧,拍完这个拍那个,这个还没拍完呢,就筹备那个,这就是所谓的舒适区,单纯为了挣钱。

  我每次都是一筹备,便筹备好多年,谋划好长时间。拍戏时,我每天基本都是3—4小时的睡眠,连续几个月。所以,我偶尔也在朋友圈发点牢骚,真是“拿命在拍戏”。作为导演兼制片人,又要管艺术,又要管生产,管剧组中的那么多事。

  《新民周刊》:很多观众认为《人世间》是一部年代家庭剧,对此定位,你怎么看?

  李路:这个你说了算,你说是啥剧就是啥剧,海报上写了是什么剧,就是什么剧,比如“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比如“什么画卷”……这个不重要。

  我觉得,《人世间》不光写工人,里面也有高级知识分子,有干部,有商人,有去深圳挖“第一桶金”的人……形形色色,不能全定义成工人。周秉昆当过工人,还在出版社工作过,做过商人,开过饭店,后来当后勤处处长,不能说他还是工人。在工人中,还有一批人后来也做生意了,比如德宝。其实怎么定义都可以,定义只是一个名词解释。

  《新民周刊》:从《人民的名义》到《巡回检察组》,再到《人世间》,连续三部都是写群像,感觉你在创作上有一种使命感,是这样吗?

  李路:是的,就是使命感。

  使命感这东西,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每年选择项目、孵化项目就那么多,选《人世间》,梁晓声老师很高兴,我觉得他是当代作家中,特别有悲天悯人情怀的,这么多年,一直对中国百姓生活特别关心,是发自内心的关心,乃至对国家命运的、发自内心的关心,这很不容易,很难做到。

  我也一样,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关心”,我不会选择《人世间》。我选择去做的,一定会关注人、关注社会、关注时代的发展和变迁。

  这两天,我一直在讲,我们太容易忘记了,现在大家的好生活和前面靠布票、肉票、粮票,每个月一人只能买一到两斤猪肉的时代,才隔多少年?当年邻里间的友谊,哪去了?看过《请回答1988》的观众知道,当年住一个胡同里的,到邻居家吃饭不用打招呼,坐下来就吃,困了,就直接在邻居家床上睡了。现在住在同一个楼门里,谁都不认识谁,老死不相往来。

  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该呼唤什么?看完《人世间》,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结构,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说无益,大家自己去解读,自己去感悟。


从没想过贴近年轻观众


  《新民周刊》:开机才一个月,迪士尼就买走了《人世间》的海外发行权,这对创作有什么影响?迪士尼为什么看中了这部剧?

  李路:对我们拍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台词、每一场戏,都要带有国际视野,思考外国人看了会怎么想,等于在创作中,又多了新的视角。

  去年咱们国家把对外宣传工作提到了相当重要的层面,在此契机下,有一部电视剧能在全球播,又是反映我们50年的大变迁,我想,迪士尼也是从这个角度,决定购买的——让世界看看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怎么发生的。就像当年拍《人民的名义》,全球相关报道我都搜集了,法国的、俄罗斯的、日本的……全都是大篇幅报道。外国人也想研究,想看看你的生活、语态、社会等的变迁。

  《新民周刊》:你提到这部剧要国际化,但你是否考虑过也应年轻化呢?这个体量,这种叙事方式,这个故事,可能与当下年轻人难适应,你是否采取了一些导演方法,让它更贴近年轻人呢?

  李路:我不贴近。从来没有任何一次研讨会,我说准备去抓住谁。东西不好,你才想怎么抓住观众。如何抓住年轻群体?《人民的名义》播出时,有个小学生,在墙上贴满薯条,模仿剧中满墙钞票的场景。好作品没有年龄界限,有正能量,够精彩,小学生也看得懂,也会喜欢。先说好不好看,别说你多高级,好看就看,不好看,再红也没人看。

  拍好剧,说人话,把每一场戏做到极致,不要低估任何一代人,70后别低估80后,80后别低估90后,90后别低估00后,谁都不傻,只要是好东西,都能引起灵魂的共鸣。

  《新民周刊》:通过《人世间》,你想传递出昂扬、正能量的色彩,是吗?

  李路:对。我拍的东西很少,温暖是我的主基调。不论是《老大的幸福》《坐88路车回家》,还是《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最终结局和主基调都是温暖的,尤其是《人世间》。

  每个创作者的经历不一样,我觉得主基调应该是温暖的。和梁晓声老师,还是和王海鸰老师,我们一直在探讨,片子是什么调调,得我来定。我们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很激烈,那也是当仁不让的,必须按这个主基调走。影视剧出来是什么样子,制作人说了算,他要承担全部责任,差一点儿,可能就出不来。

  《新民周刊》:“严肃文学”的影响力日渐减弱,但这两年,《妆台》等改编后取得一定影响,对严肃文学改编热,你有什么看法?

  李路:我觉得只要是真实表达,网文也好,传统写作也好,“严肃文学”也好,只要言之有物,就都是好的。传统作家的作品,肯定是有筋骨的,有表达的,能转换成影视剧,当然好,但我觉得,也没必要“一刀切”地把作品划分为哪种类型。只要能让创作者有所感动、有所感悟,想表达的,都可能成为好题材、好作品。

  拍得观众爱看,就是主旋律

  《新民周刊》:《人世间》是你想拍“人”字三部曲最后一部,当时为什么想拍三部曲呢?

  李路:是凑巧了。《人民的名义》《人民的正义》(后改成《巡回检察组》)是一开始谋划的,后来又碰到《人世间》,真成了三部曲。

  写人是影视作品永恒的主题,影视剧必须刻画人,而且要深刻地去刻画人,而不是流于表面的。一部电视剧,播完了,谁都记不住,但其中刻画出色的人物,会被观众记住。写人的东西才能留住。

  《新民周刊》:拍完《人世间》后,你对人的理解有变化吗?

  李路:没什么变化,我的世界观早就定型了。但每次塑造的人物身上,都有很多闪光点,值得我去学习,也有很多问题,要在未来生活中避免发生。

  至于拍完《人世间》后的心境,只有“老累了”。我原来是个胖子,最近瘦了,我可不是减肥,也不想减肥,在东北寒冷潮湿的棚里,熬了六七个月,太冷了。我想当可爱的胖子,现在肚子都没了,我急死了。从8月份杀青回来,我瘦了20多斤。我觉得最近要调整身体,一直在吃中药,非常累,身体上的,心理上的。扛这么大的东西不容易。

  我不沉湎于制作,搞一个长镜头,那是我小时候玩的事,我现在不玩这些,就想好好拍,踏踏实实用最好的光影,把故事讲好,其他全是附加的。

  《人世间》的制作有三四家合作方,把我能想到的组合,全都依着我了。作为总制片人,我把成本控制得很好,节约了大量经费,这也很重要。如果不节约,合作方还能依着你吗?那肯定不行。

  《新民周刊》:《人世间》应该算是主旋律电视剧了吧?难得的是,它还这么好看。

  李路:什么叫主旋律电视剧?我的理解是,好看、有所表达、有思想性、有艺术深度、有艺术水准,就是主旋律。主旋律剧能不能吸引到观众,是创作者的手艺问题,或者说创作团队思想深处的问题,有手艺,有思想性,才会让观众有同感,有共鸣,很过瘾,想去看。

  题材很重要。比如《老大的幸福》,呼唤慢生活,当时全民皆商,大家都很忙,那时我也挺忙的,我的同学从国外回来,在我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看我一直在忙,他说:你瞎忙什么呢?你创造什么价值了?

  我一想,也是,自己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整天忙活。同学说,你这个不太对,国人都不太对,应该慢慢地、静静地想一想,你产生什么价值了。所以我才和范伟老师合作,拍了《老大的幸福》。

  拍《人民的名义》时,我找周梅森,包括这次和梁晓声老师合作,都是有题材,有预见性的。影视作品从谋划到诞生,有一个周期,没当下性,或者说,没能把观众的共鸣感勾连起来,影视作品便生不逢时。所以,创作者必须思考作品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思考,什么感受。

  《人世间》就是这样。回顾过去50年,让大家记住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怎么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到如今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我问了我儿子,他是00后,我说你真想看吗?他说真想看。我们只经历过一个尾巴,没赶上“上山下乡”等。主演雷佳音一开始就说,这部剧是拍给他爸看的,他爸也支持他拍。

  这几代人,80后、70后,都只赶上历史的尾巴。《人世间》中很多细节会触动观众的某一处心弦。播放时,我还没怎么着,身边一些人已痛哭流涕了,可能勾起了他的回忆。


不提倡好人文化,难道提倡坏人文化?



  《新民周刊》:《人世间》被认为是梁晓声老师“好人文化”的形象化表述,你如何看这种“好人文化”观?

  李路:我看过梁晓声老师的《今夜有暴风雪》《知青》《年轮》《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所谓“好人文化”,我认为是第三方给他的评价。

  我确实觉得,梁晓声老师发自内心地关心这个社会,关心老百姓,不是随便说说。我们拍戏时,他也来看,我们剪片子时,他也来看,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真想知道,如今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了。作为年已70多岁的老人,梁晓声老师的这些关切,绝非作秀。他的思考和为人,直接映射到他的作品里。在他的作品里,确实体现出他的“好人精神”。

  《新民周刊》:在读《人世间》原著时,是否会被这种“好人精神”打动?

  李路:当然会。比如周秉昆的父亲,老爷子跟他妈妈结婚几十年,聚少离多。老爷子是八级泥瓦匠,收入不低,但每3年才能探亲一次,最长时,8年没有回家。这叫什么婚姻啊?他在西南的军工企业中,回不来,这是做了巨大牺牲的。8年间,孩子会发生多大变化?人生有多少个8年?

  在《人世间》中,写了三代人。是三代人共同的努力,造就了中国的巨变。

  《新民周刊》:这两年,“东北文艺复兴”的话题很热。东北在经济上有点衰落,你怎么看?

  李路:梁晓声选择写黑土地,写东北,我们也是在东北拍的。我觉得,不光是东北的文学和文化要复兴,东北整体都应该复兴。你们可以查查,当年全国重工业基地,基本就在东北。东北文艺复兴很好……我看《好声音》中,好几个冠军是长春的。

  不论什么,最终要拿作品来说话。如今到长白山的高铁都通了,去年通了到吉林的高铁,到黑龙江的高铁也快通了。东北资源丰富,矿山、木材、粮食、石油等都有,还有重工基础,大学林立,还是很有底气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

  我在东北拍戏期间,看到很多“海归”东北人,包括很多当年去沿海地区,把企业规模做得很大的东北人,开始往回移了。我也跟领导说,希望在东北投资。东北人讲究诚信,能把更多的好企业引到东北来。东北还是很厉害的。

  《新民周刊》:你一直在拍电视剧,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李路:我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年轻,各种文学思潮、美学理念、文化娱乐,等等,印象特别深。我最想表达的,是那时人的状态。归根到底,作品还是写人,人在某个特定时期和特定故事下的状态。

  我父母都是做新闻的,他们上世纪60年代从复旦大学毕业,那时考上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个城市也没几个,他们两个人都考上了,算是“超级学霸”。我觉得,对知识分子来说,使命感更重要,因为这决定着话语权和舆论导向。不是谁都有笔头子、头脑和平台来做这个事的,如果丧失了这个,就别干这行了。任何年代,都要承载很多很多,我觉得,内心跟思想上的这杆秤一定要有。

  《新民周刊》:未来你还有什么创作计划?

  李路:最近有很多选题来找我,我很感谢他们。看机缘吧,我觉得还是像我之前一样,看准了,就会去做,会把自己调动起来。人有一种潜力,知道哪个是我的菜,我相信我的直觉,但目前还没确认要做什么。

  《新民周刊》:市场还是缺好剧本。

  李路:凭什么好剧本就得到我手上呢?再一个,别人说是好剧本,未必就是好剧本。再一个,孵化的东西也不一定是我特别想要的,有些想表达的东西,如果太重量级,我也不敢弄。每次我拍出的电视剧都能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可不是说说写写吹吹,就做到的,还是得打动了百姓。必须玩真的,你来半点虚假的,都不行。(撰稿 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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