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学者何怀宏

　　《新民周刊》：您最早是什么时候读到萨特的作品的？最初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何怀宏：我大概是80年代初接触到萨特的。开始主要是读他的文学：戏剧、小说、文学评论等。我认为他的戏剧是他运用得最好的形式，给他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最大。他有第一等的写作才华，又笔耕不辍。我最初的感受是刺激和震撼，尤其是有感于他对自由的强调。然后我读他的哲学，看完了《存在与虚无》的英译版，写了一组讨论他的自由哲学的文章。但我也的确在他那里并没有逗留很久，很快就转向了法国17世纪的帕斯卡尔。现在看来，当时用“存在主义”把海德格尔、萨特、马塞尔、加缪等放到这同一个标签下也是太笼统了。

萨特《存在与虚无》。

　　《新民周刊》：1933年萨特赴德国留学，研读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在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下，他形成了自己以“自由”概念为核心的独特思想体系。怎样理解这种自由观？

　　何怀宏：谈到自由观。萨特是基于他的一种现象学本体论——自由本体论提出他的自由伦理学的。他的出发点还是笛卡尔的“我思”，或更准确地说，是他所称的“反省前的我思”，也可以说是一种“纯粹意识”。他很快推演出“意识即虚无”，而且是人把这虚无（意识）带到这世界的。既然意识即虚无，那么，人其实就是一种否定性的存在。人是自由的，其实就意味着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境遇中都可以说“不”。人是绝对自由的，或者说是被逼着自由的，命定自由的。这种“自由”概念显然只是一种哲学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它鼓舞人们反抗，否定，但是难道要反抗一切，包括反抗对的东西？萨特混淆了两种自由的概念，一种自由是真实的、可以选择、免受强迫的自由，这是值得争取的。而他所谓的“绝对自由”其实是一种虚幻的自由——仅仅是说“不”的自由，反抗的自由，所以，他会说法国人在沦陷于纳粹德国的时期“最自由”。当然有一些在那种其实很不自由的处境中宁死不屈的英雄，但萨特自己在沦陷时期其实是回避这种面对死亡进行反抗的命运的。他批评福楼拜、龚古尔等作家没有为镇压巴黎公社写下只言片语，他也没有为受害的犹太人写一个字。他的书照常出版，他的戏剧照样上演。且不说这些非常情况，我们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动中践行萨特的那种个人的绝对自由，很容易从极度的亢奋转变为一种极度的失望。我们诚然可以有一种激励的力量，不丧失自己的主体，但要有一定的现实感和可行性。而且，萨特所提出的否定性绝对自由，不仅是一种个人反抗的乌托邦，而且是可能动摇社会文明的。

　　《新民周刊》：1943年，萨特出版《存在与虚无》。两年后，他在现代俱乐部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不是对《存在与虚无》的修正？既然“他人是地狱”，又想要“积极行动”，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是不是矛盾的？

　　何怀宏：《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一个通俗化的尝试，也是试图强调存在主义的正面意义，给萨特带来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但这种通俗化其实和他的《存在与虚无》有不合之处，而且自身也逻辑矛盾或者含混。比如他在《存在与虚无》中说人的行动来自热情，又说“人是一堆无用的热情”。在演讲中他却想给人以希望，也就否认人卷入热情。他批评康德，但他在演讲中使用的说法却又和康德颇有相似之处，他说：“ 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承担责任时，他完全意识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了为全人类作出抉择的立法者 ”，但康德的“普遍立法”在其整个哲学中是有具体内容和原则的，而萨特的所谓对全人类的“责任”其实是空洞的。当有人遇到选择的困境来询问他，他只能回答说“你自己选择吧”。这个人可以选择A，也可以选择B，但哪种选择才是“对全人类负责”呢？萨特还是只能说“为自由而选择”，这其实就是要“为选择而选择”，无异于一种遁词。我只要确认这是真实的出自我的自由意志，那么选择什么就都是可以的。当然，萨特所赞成的选择其实是说“不”，是总是反抗，用反抗证明自己的自由。

　　萨特说他要驳斥认为存在主义无所作为的观点，但他批评的对象也是选错了，存在主义的问题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可能“为所欲为”。萨特说要用一个人的行为来评价人，一个人是能够改变自己的刻板形象的，这些是有道理的，但是，改变自己的个性乃至人类的本性并不是无限可能的。在萨特那里，的确有种种矛盾的地方。他一面主张道德的相对主义，一面又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一面说“他人即地狱”，一面又心仪集体行动乃至大规模的社会实验。

　　还有他所谓的“人道主义”也不得要领，似乎人克服自欺、自由选择才是真正的人，才是“人道主义”。而我们日常所说的“人道主义”，其实是要合乎人道地对待人，不能强制、虐待和杀戮人。而这些规则就实际上构成对“自由选择”的手段限制。这也正是他和加缪争论的一个焦点。萨特有时很轻率地鼓吹暴力，而他自己是处在一种自由和安全的地位，他有时甚至有意触犯某个法律想被抓，但政府并不会去逮捕他。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人性持一种什么观点？

萨特与加缪。

　　“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宗旨。萨特否定人性，尤其否认人的本性中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他看来，对人的本性或者说本质不能有任何预先的描述和规定。因此，他不仅批判古典哲学家、神学家，也批判启蒙学者依然还在考虑人性或者一些基本的价值规范。他认为人完全是通过自己后天的选择和行动来确定各各不同的本性，确定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且，他特别欣赏那些反抗常规、常识的反叛者，就比如以罪为善、以恶为美的热内。

　　萨特否认有先天的人性，是因为他不愿意他所倡导的绝对自由有任何的限制。但人作为人，与生俱来就是有一些共性的，这些共性客观上会构成对人的作为的一些限制，而且，要想社会不崩溃，文明不中断，还会有后天的行为和手段的限制。人并不是无限可能或绝对自由的。人还是社会的一种共在。人有许多不自觉的受限，而自觉的受限，恰当的约束自己的自由，恰恰是对他人的平等自由和社会的一种尊重。

　　《新民周刊》：萨特与法国共产党的关系也经历了变化，早期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即便与法共决裂之后，萨特依旧支持学生运动，依旧是著名的左派，福柯称他为“法国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您认为萨特的这种左派立场，更多的是从他自己的哲学出发的产物，还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

　　何怀宏：萨特是一个惯坏了的孩子——在家里被母亲惯，长大了被社会惯，他小时候曾经是一个“乖孩子”，所以他长大了极力要“反抗”，但就连这“反抗”也是受宠的，尤其是在法国这样一个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相当崇尚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国度，而他拥有写作的巨大天赋。说这些也是为了说明一下萨特自己其实也是多么受他的天性和生活环境的制约。

　　萨特几乎从来没有过底层生活的经验，他到工厂去演讲，工人们听不懂他说的话，结果听众几乎都是他带去的人。但他的确很大方，挣得多也花得多，给学生激进组织等捐款。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尝试统一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但这种尝试注定是不成功的。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哲学怎么能和一种强调集体行动的社会政治理论相容？我也不认为萨特受过马克思主义多大的影响，虽然他曾经相当坚定地支持苏联。

萨特在咖啡馆。

　　《新民周刊》：1981年，《萨特研究》出版，这一年，柳鸣九先生去了法国，见到了波伏瓦，得到波伏瓦的支持引进和翻译萨特的著作，迅速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萨特和存在主义的热潮。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

　　何怀宏：80年代初的中国的确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萨特热”，但是要看到，当时中国学人是在长期封闭之后突然接触到他的。那时我们对他的哲学在现代西方思想谱系中的位置并不太了解，不太清楚他和加缪的争论，他和阿隆的长期思想对峙，甚至也不知道他的思想影响从六七十年代起就已经大为衰退。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结合我们的经历，尤其是结合践行他的思想的经验教训之后，我们对他的思想应该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这需要时间。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虽然对萨特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要保持清醒乃至警醒，他的著作尤其文学作品却还是很值得一读的，连他的对手阿隆也佩服他的才华。他提出了一些人类的极端处境，鼓励人们自主选择，还是有一种思想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