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考古特展

　　循大道，致万里。自古以来，龙在我中华民族的传统中一直是祥瑞的象征。相传龙能飞行，擅变化，会呼风唤雨等，与凤凰、麒麟等并列为祥瑞。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动物，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直至今日，全球各地的中华儿女依旧以“龙的传人”为傲，在积极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之中，全球华人以自身的努力、拼搏、勤恳、善良，在世界舞台上谱写着属于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龙的传人”新的辉煌与传奇。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对龙的崇拜贯穿血脉之中。然而，龙文化源起何时何处？中华文明的信仰体系如何绵延传承？近日，作为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四展——“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考古特展”在上海博物馆盛大开幕。以“龙图腾”著称的红山文化，加上它“庙坛冢”背后蕴含的“敬天、崇祖、尊王”的信仰体系，共同勾勒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龙腾中国的磅礴气象。

　　近年来，上海博物馆携手国内各大文博考古机构，聚焦我国考古工作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突出成就和前沿成果，推出“何以中国”文物考古系列大展，做好“以物论史”“以史增信”两篇大文章，期望以展览为媒开启古今对话，更真实、更深刻、更自信地展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独特贡献与不朽魅力，着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此次红山文化大展，上博联合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等二十家博物馆与考古机构，甄选三百余件文物，汇聚红山考古百年成果及最新发现。作为东道主，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表示，希望大家能通过本次特展共同眺望“日出红山”的文明曙光，共同找寻中华民族意识中“龙的传人”的根脉所在，共同感受红山文化的磅礴力量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深厚根基。

故宫博物院的“C”形玉龙。

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这个考古意义上的学术词汇，对许多国人来说还颇为陌生。对此，作为此次大展策展人，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冯雨程做出解释，红山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其具体位置在城区的东北郊，因其山峰呈赭红色，故而名叫“乌兰哈达”，蒙古语的意思就是“红色的山”。赤峰这座城市因拥有红山得名，而“红山文化”也由此命名。

　　考古学者发现并论证，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一颗璀璨明珠，发端于距今6500年前后，至5800年前后迈入古国文明阶段。这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布于辽宁省西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以及河北省北部地区，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红山文化发展到距今约5500年左右，出现了以“坛、庙、冢”为代表的礼制建筑，形成了以玉龙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形成了中华民族敬天、崇祖、尊王的传统信仰，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路径和特质，与此同时，也进入到精神信仰体系化和社会结构复杂化阶段，成为中国最早迈入古国文明的代表性考古学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被誉为中华文化的“直根系”。红山文化古国文明考古成果，实证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总体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史的重要篇章，是需要我们弘扬和传承的历史文化遗产。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笑冰从研究与阐释框架的确立，考古发现重新构建的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社会制度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发展及其对中国文明连续性发展的影响等几个方面阐述红山文化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趋势，研究成果展示了史前考古学研究是“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基础，红山文化所显示的统一的社会发展趋向和以开放包容的制度体系融合吸纳先进文化因素的特点成为中国文明延续性、创新性发展的核心特质，为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范例。

　　本次展览以故宫博物院藏的红山文化“C”形玉龙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的红山文化玦形玉龙为引，通过“龙出辽河”“龙行红山”“龙衍九州”三个单元阐释红山文化信仰统一、礼制初成的古国面貌，探究其如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明发展之路，实证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回答“何以中国”的历史之问。

　　步入上博东馆展厅，一条庄重优雅的“中轴线”纵贯延伸。占据这条“故事线索”的C位，来自故宫博物院的“C”形玉龙不偏不倚，浑然有王者之气。当观众将目光投向玉龙背后不远处，复刻版“红山女神”正在展墙上俯瞰众生。据策展人冯雨程介绍，本次展览的展陈设计旨在以现代语汇诠释古老文明，展厅的空间设计灵感源于红山礼制建筑，方圆结合、中轴对称。中轴线串联“C”型玉龙、“红山女神”及“坛庙冢”象征，形成文明之轴，庄重有序。展厅用“红山红”“石墨灰”作为主色调，辅以米色、翡翠绿、灰绿以凸显文物，整体“以山为形”，通过艺术装置延伸至公共空间，以展柜延续山形符号，地面勾勒女神庙线图，辅以牛河梁遗址沙盘与多媒体阐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并等比例复原积石冢直观展示葬俗，引领观众寻根问祖，探源中华古国，见证龙腾之路。

神龙之源

　　红山文化为何频频出现与龙有关的文物？五千多年前龙形玉器有何含义？对此，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郭明曾作如此解读：“龙是诞生于北方地区的想象生物，在红山文化时期被赋予明确的文化内涵。自此，‘龙文化’逐渐形成。这种兼具不同生物特征的混合型生物形象，其发展与变化应当是多种文化元素不断融合发展的缩影。”在红山文化时期，龙开始以玉器为载体加以表现，而这类玉器也是分布面积近30万平方公里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内造型变化最小、构成最为一致的一类玉器。红山文化中的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红山社会的显著特征，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包容与融合发展、多元一体的特性。

　　在上海博物馆东馆，不仅有长度仅4厘米、要在放大镜下才能一睹“芳容”的可爱玲珑“双龙首玉璜”，以及距今7000至6000年前的玦形石龙，还有极为罕见的“蚌质”龙形遗物……红山出土的“龙”，或强健、或轻盈、或优雅、或质朴，不断刷新人们对中华文明源头“龙文化”的认知。

　　在其中，无疑来自故宫博物院的“C”形玉龙最为著名。它高25.7厘米，最宽21.8厘米，是目前发现最古老的龙形玉器之一，距今约7000—6000年。此龙由一整块黄绿色的闪石玉雕琢而成，有着优美的虹形曲线。头部雕琢，单阴线眼，似梭形，大而凸出。吻部长而前凸，鼻上翘，下颚有两道阴线纹。脑后长鬣飘逸，神气生动，边缘呈刃状。龙身呈长圆柱形，光素，无肢无爪，无角无鳞，躯体似蛇，弯成C形弯钩，遒劲有力。中部有穿系孔。据冯雨程介绍，C形龙是目前发现玉器中龙的最早形态之一，也是最符合人们头脑中龙的形象的玉器，但对其造型来源却有多种说法：有学者认为其祖形的最初来源与猪首有关；也有人认为，此龙的祖型为马首形，长鬣看更近似于马，极似草原奔马；还有人认为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无论如何，大家均不约而同地将其定名为龙，是最早的被公认的玉质龙。毋庸置疑，故宫所藏的这件C形玉龙简约、神秘，是史前红山人的神灵崇拜物，也是中华龙文化的源泉之一。

　　“这件来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玦形玉龙，是首次经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玉龙之一，证明了玦形玉龙源于红山文化，确定了玦形玉龙的文化属性。”在另一件重要展品——玦形玉龙前，冯雨程介绍道。这件玦形玉龙通体高10.3厘米，宽7.8厘米，厚3.3厘米，1984年出土于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为淡绿色玉制，微泛黄。通体精磨，光泽圆润。背及底部有红褐色沁色，背面沁色面积较大，颜色尤重，且不够光滑，疑为河磨玉的皮壳部分。龙体卷曲如环，头尾切开又似玦。体扁圆而厚，环孔由两侧对钻，呈圆形，边缘磨光。背上部钻单孔，孔缘不规则。兽首形，短立耳宽厚肥大，两耳之间从额中到头顶起短棱脊。目圆而稍鼓，目的圆度略不规则，吻部前突，有鼻孔，口略张开。“玉龙出土的位置比较特殊，位于墓主人的胸部，且有两条玉龙背对背，或许象征着墓主人的身份。”

龙出辽河

　　红是“中国红”，龙是“中国龙”——形形色色的龙，让红山文化的气质凸显不凡。展览中到底有多少条“龙”？数量之多之繁，即使策展人也很难一一枚举。

　　展览起始为“龙出辽河”，因红山文化兴起于西辽河流域，地处衔接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距今8000至5000年，辽河流域气候暖湿、环境适宜，温带森林与草原交接，成为东北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汇的前沿地带。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塑造了红山社会以渔猎为本、农业逐步发展的经济形态。红山文化大量继承了本地区文化传统，吸收了来自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因素，交流融合，兼收并蓄，形成了地域特征鲜明的文化特色，推动了红山社会的复杂化进程。

上图：左家山下层文化玦形石龙。

　　特别值得一看的是国家博物馆藏左家山下层文化玦形石龙，这件距今6000多年前的吉林左家山遗址出土的石龙或为中国迄今所见最早的石雕龙，1985年发现于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地层中，为灰白色霏细岩雕制。此石龙周身光滑无纹，龙身蜷曲，首尾衔接呈玦形，衔接处雕出未断开的缺口，龙首部雕出双耳、吻部等轮廓，背部一穿孔，用于系挂。根据石龙出土地层信息，结合红山文化玉猪龙从“首尾开口较小、内侧连接”向“首尾开口较大、不相连接”形态演变特点，此件石龙年代略早，因而更显古朴，或为后来各地玉雕龙的“祖形”。

　　更为罕见的当数2023年在内蒙古赤峰市彩陶坡遗址发现的一件“蚌质”龙形遗物。与人们司空见惯、矫健灵动的龙形不同，它呈现横向舒展的姿态，是首次考古发现红山文化早中期的龙形文物，为学界研究红山文化龙形象和龙信仰传承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

　　创新的过程也是融合发展的过程。展览中，来自阿鲁科尔沁旗博物馆藏的彩陶筒形罐，于1974年出土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巴彦塔拉苏木。此陶罐侈口、筒形腹、平底、红陶质地、外绘黑彩，肩有两小突起。特别之处在于，该罐汇聚菱形方格纹、仰韶文化的玫瑰花纹及红山文化的龙鳞纹，由此印证了五千年前，亚洲东西和中国南北几种古文化在辽西地区的交流融汇。

龙行红山

　　距今约5500年，红山文化进入晚期阶段，社会发展进一步加速，聚落等级和功能产生分化，出现了远离居址、不同规模的礼仪场所，形成了由神庙、祭坛、积石冢构成的祭祀体系，体现了以祭祖和祭天为主要内容的祭祀文化，标志着红山社会迈入文明阶段。大型礼仪中心牛河梁遗址群的规划、设计、营建，是红山古国生产力水平和文明成就的集中反映。

　　在“龙行红山”单元中，就汇集了大量这一时期的珍贵文物，诸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红山文化彩陶塔形器、红山文化泥塑仿木建筑构件、兴隆洼文化石雕神人像和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出土的陶塑孕妇小像、巴林右旗博物馆藏红山文化巫觋像、辽宁省博物馆藏红山文化玉鸮等展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辽宁阜新胡头沟遗址1号墓出土的玉鸮，高仅3.1厘米，宽也不过3.1厘米，全身淡绿色，质地温润细腻，部分区域可见白沁或自然沁色，表面呈现哑光或油质光泽。玉鸮呈展翅飞翔状，双翅向两侧展开，表现出动态张力。这种造型可能模仿了鸮类（猫头鹰）捕猎时的姿态，反映了红山先民对自然生物的细致观察。据冯雨程介绍，相较于其他红山玉鸟（如牛河梁遗址的玉凤），翅膀比例较窄且线条简练，体现红山玉器“以形写神”的抽象化表现手法。可能与当时玉料切割工艺或图腾象征需求相关。其尾部作扇形展开，与翅膀形成平衡构图，增强了视觉稳定感。

　　鸮在红山文化中被视为沟通天地的媒介，玉鸮多出土于高等级墓葬，暗示其与萨满教仪式的关联。这可能与《山海经》中“鸱鸮司夜”的神话观念存在渊源。同墓地仅少数墓葬随葬玉鸮，表明持有者具有特殊社会地位，或为部落祭司阶层成员。因此，该玉鸮的考古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揭示了红山文化玉礼器系统的早期形态，为研究中国北方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物证。

龙衍九州

　　据考证，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有制玉、用玉的深厚根基。红山文化在形成的发展过程中，继承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传统，将玉器雕琢技术推向新的高度。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内部分化，等级制度确立，礼仪活动趋于复杂，进一步促成了中国最早玉礼制系统的形成。玉龙为代表的动物形玉雕、勾云形器、斜口筒形器和方圆形玉璧为主的玉器组合，构成了红山古国文明的重要内涵和突出特征，影响远播黄河、长江流域。以玉为礼器和龙崇拜是红山文化重要的文明成就，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具有开创性意义。

上图：双兽（鸮）玉佩。

　　在“龙衍九州”单元，展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红山文化异形玉璧、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红山文化玉三连璧、巴林右旗博物馆藏红山文化玉蚕、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红山文化兽面玉牌饰和龙凤玉佩，以及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26号墓出土的红山文化双兽（鸮）玉佩、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龟壳、辽宁省博物馆藏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红山文化双人首三孔玉梳背饰和斜口筒形玉器等珍贵文物。

上图：勾云形玉器。

　　其中，特别值得一看的是2024年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出土的玉三连璧，此璧蛇纹透闪石质，墨绿色玉，间黑褐瑕斑，上窄下宽，器身呈“DNA双螺旋结构”交缠而下，末端凸起似“双尾”，两侧分别断以三处缺口。据介绍，多连璧是红山文化标志性玉器之一，多见双连璧和三连璧。此件器物与传统连璧相异，属首次发现，其造型与我国中古时期“伏羲女娲图”有异曲同工之妙。众所周知，龙是虚拟的，但虚拟的龙却与真实的蛇之间，似乎也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玄中记》载：“伏羲龙身，女娲蛇躯。”可见，正是龙与蛇的结合，才繁衍出绵延不绝的华夏儿女。在绍兴出土的汉代会稽铜镜上，就饰有一龙一蛇的图案，由此可见，龙蛇之间的渊源和亲密关系。

　　颇为神秘的还有一件勾云形玉器，其采集于辽宁省凌源市三官甸子牛河梁遗址。造型奇异，纹饰独特，具有极强的神秘色彩。据介绍，该类玉器主要有三种形制：一种是长方形，四角呈现弯钩状；一种长条形，其中一个长边雕琢似齿状；还有一种是长条形的简化形式，体形较小。关于其原型，尚存争议。出土时多竖置于墓主胸部，反面朝上，推测与通神权杖有关。

　　此勾云形玉器为同类中体形较大、较为规整的一件。玉呈淡绿色，器表有土渍痕迹。体为长方板状，由中心及四角卷勾组成，上下、左右近乎对称。中部有弯弧状镂空，凸显一勾角。左右两侧各向外伸出一对勾角，弯曲不明显。上下两侧边缘处有两三个圆弧状凸起。有正背面的明显区分，正面琢磨出与形制相应的浅凹槽形纹路，背面平整、无纹饰。专家推测，此类器物可能与玉斧钺功能类似。

文物证史

上图：展厅一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上海博物馆自2022年开始推出“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聚焦中华文明起源这一宏大命题，以考古实证、展览呈现回应“何以中国”的历史之问，以文物证历史。“我们从首展‘宅兹中国’的河南夏商周文明起步，向前探索‘实证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崧泽良渚文明，也领略过‘星耀中国’的古蜀之光。这一次，我们溯源北上，来到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古国，共同见证‘龙腾中国’的磅礴气象，探寻文明血脉的亘古传承。”褚晓波馆长认为，红山文化“坛庙冢”“玉龙凤”等标志性物质符号，以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和开放包容的姿态，影响力由北向南、由东向西不断延伸，在史前中国的广袤大地上与其他区域文明展开了远超想象的交流互鉴，共同熔铸成中华民族独特深厚的文化记忆，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源头与连续性发展的关键标志。与此同时，此次特展还有两大特殊使命——一是推动对红山文化百年考古最重要成果的系统梳理，二是为红山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助力。

　　“说到北京天坛，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事实上，北京天坛的优美造型，就可以追溯到红山文化由神庙、祭坛、积石冢构成的祭祀体系——这足以折射中华文明拥有如此强大而充满鲜活生命力的信仰体系，历经数千年而传承有光。”贾笑冰介绍道，不仅如此，2024年申遗成功的“北京中轴线”也与红山文化密切关联。沿着中轴线排列的“北庙南坛”布局令人赞叹。而事实上，作为古代社会祭祖与祭天的礼制建筑形制，“庙”与“坛”早在5500年至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代就已显现萌芽。

　　“红山文化发现了坛、庙、冢三种遗迹，证明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程度。”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这样评价——“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准确地指出了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

　　尽管红山文化如此辉煌而重要，但事实上，公众对它的认知仍有待加强。近年来，随着考古热和文博热的兴起，公众对博物馆文博大展趋之若鹜的热情，顺势推动沉睡的“红山传奇”逐渐醒来。而目前来看，对红山文化的考古和探询，其实才刚刚开始，其中还有太多未解之谜，还有太多“故事”等待揭开历史尘封......元宝山红山文化积石冢是内蒙古首次发现的集墓葬与祭祀为一体的南方北圆、南坛北冢的建筑遗存；张家口地区大量红山文化晚期遗存发现表明，在红山文化晚期，红山文化扩张到了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并且成为红山文化晚期核心分布区……在中国北方，红山文化的面积之广大、内容之丰富，还将持续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供重要实证。

　　“红山文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精美的文物，更是一把理解中华文明特质的钥匙。”正如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宝玉所说的那样，“站在新时代的起点回望，红山文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精美的文物，更是一把理解中华文明特质的钥匙。今天，当这些沉睡千年的文物跨越山河，汇聚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我们期待的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览，搭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让考古学家、历史学者、文化研究者能够齐聚一堂，探讨红山文化的研究前沿；让红山文化成为连接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中国；让红山文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学术概念，而是一个鲜活的文化符号，成为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增强文化认同感的精神图腾。”记者｜王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