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IP遇上商业文创
当身着龙袍、一脸严肃的雍正皇帝,在手机屏幕上比出“V”字手势;当“民族魂”鲁迅先生的眉眼,被印在臭豆腐玩偶上;当“杜甫很忙”,李白和苏轼也紧随其后忙碌起来……我们正身处一个经典IP被商业文创以前所未有的脑洞和速度进行“魔改”的时代。
上图:上海书展上展示的三味书屋。
从前“高冷”,现在“种草”
这些年“国潮”风行,弘扬传统文化已经从官方呼吁发展到深入日常生活的亲身实践。而追根溯源,第一波风潮很可能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文创。“朕就是这样汉子”“朕知道了”“臣妾做不到啊”便签纸、纸胶带,曾一度盘踞在每个打工人的办公桌上。
你得承认,传统文化的IP,无论是历史上的帝王还是文人墨客,其形象往往是严肃、一本正经的,多少显得与现代生活有点隔阂。而文创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这层“次元壁”,跨过时间的长河。
所以当年故宫博物院的文创创新是非常成功的。他们没有继续强调紫禁城的皇家威仪,反而将帝王们“拉下神坛”。勤政的雍正帝,变成了内心OS为“朕就是这样汉子”的可爱霸总;康熙帝的朱批“朕知道了”被做成便宜亲民的胶带,让至高无上的皇权,化为一句日常的、略带三分傲娇的回应。这种解构式的玩法,瞬间消解了历史的沉重感,让消费者觉得这些遥远的帝王们也是“有血有肉”,彼此的距离被拉得很近,也就为后续的消费行为铺平了道路。记得“朕知道了”横空出世的那一年,故宫文创销售额破亿!又几年过去,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10亿级!
那些年,以故宫为代表的博物馆文创,彻底改变了“文物就该待在玻璃柜里”的刻板印象。“朝珠耳机”“顶戴花翎防晒伞”“八旗娃娃”……每一件产品都是一个文化的入口,通过他们,故宫将自己所承载的历史文化知识,转化为了年轻人愿意主动了解、乐于分享的生活美学,成功地让一个600岁的古老品牌,成为了一个深受年轻人追捧的“超级网红”,让“逛博物馆”变成了一件时髦的事,也让传统文化“活”了起来。
谁能想到,活化传统文化和打造10亿商业帝国的核心秘密,就起源于一个词:反差萌。这可能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但的的确确是当年这波“种草”大法的基础法则。
从“反差萌”,到“玩抽象”
互联网革新快,文创的迭代也快。到如今,反差萌的威力还在,新的流行趋势,又添了一个新词,叫:玩抽象。
小到一块毛绒蛋糕,一只毛绒大闸蟹,都可以被玩出“挤奶油”“捕捞称重上蒸笼”的仪式感。中华美食小当家们也纷纷开始“营业”——海鲜们被凑成了赶海的一桶鲜,带壳的蛏子是“蛏住”,去壳的蛏子是“蛏不住”,鲅鱼是“算了鲅”,河蚌是“超蚌的”,就这样华丽丽地又游上了打工人的办公桌。
上图:“蚝想下班”“蛏住”,现在的文创越来越玩抽象。
什么算是“抽象”?你可以理解为与具象相反、与传统正常逻辑相悖——多少是有点不正常,带着三分调侃,五分自嘲。年轻人爱玩抽象,首先是对现实压力的一种消解。高强度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让许多人感到焦虑和压抑。而“玩抽象”提供了一种释放情绪的出口,通过戏谑、调侃、自嘲等方式,将压力转化为幽默,在轻松一笑中获得心理上的慰藉——要不然,你怎么解释印着“去给公司添乱”这种打工人帆布包的流行?
此番不按常理出牌的“梗文化”的流行,体现了打工人苦中作乐的心态,和无论任何时代,年轻人都喜欢“出类拔萃”的异类感。正是在这种追逐异类感的“玩抽象”过程中,年轻人发现了自己的同类,“梗文化”成为新一代人的社交密码。
年轻人玩的抽象是方方面面的,小到一张“真香”贴纸、一只“AWSL”手机支架,都是年轻人的社交语言。在这里,“真香”并不只代表“太好吃了”,还隐含一种“我居然还曾经嫌弃它,真是有眼不识泰山”的自我批评;“AWSL”也不是字面意义上“啊我死了”的缩写,还能代表对一件美好事物由衷的赞美,感觉好到窒息,接近于古代文人的“为伊消得人憔悴”。
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千篇一律的内容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而“玩抽象”却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另类的视角,打破了常规的审美标准,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展示个性和品味的途径。这种以无厘头、恶搞、反讽为特征的表达方式,看似荒诞不经,实则精准地捕捉到了当代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复杂的心理需求。
当“脑洞”,变成“冒犯”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大先生”居然会出现在这波玩抽象风潮的浪尖。
今年上海书展上,鲁迅先生相关的文创产品火爆全网——有复刻鲁迅穿过的毛背心的,有把“新青年”“呐喊”印上身的文化衫;梗文化也没有缺席,既然你们随便摘抄一句话都说是鲁迅名言,那我就把“鲁迅:我没有说过”做成便签,一句不够再来一句——“鲁迅:我真的没有说过这句话。”
而其他鲁迅先生真正说过的话,掷地有声地,也出现在了大量文创产品上。比如:“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便签本,我刚想买来放在案头提醒自己“着力即差”,随即发现还有下半句“然而我却决定要写几句”——同学们,还敢偷懒吗?先生都发话了,起来继续开机码字吧。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了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他的另一句名言“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也被制作成了胸章,可想而知,别在胸口,无需多言,就能四射冷光,令小人通通退散——这样的鲁迅先生,能受到新时代年轻人的追捧,也就相当可以理解了。
不过,常在河边走,鲁迅也难免“失足”——最近有网友发现,某款臭豆腐造型的毛绒玩偶上,被印上了鲁迅先生的眉眼。虽然鲁迅先生是绍兴人,应该也没少吃臭豆腐,但是就这样把大先生的形象搬到臭豆腐上,多少有点不妥吧?
二创得好,是“反差萌”,二创出了问题,就会变成“不尊重人”。这个边界如何划分?说到底,文创开发最忌讳的就是“只借其名,不见其神”。名人效应虽然好使,但一些跟风者,简单粗暴地将名人头像、经典诗句印在浑身不搭界的商品上,就忽略了其背后的精神内涵。同样地,把李清照的婉约词随意播撒在各种不走心的营销文案里,到处都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也丝毫不觉婉约,只会觉得油腻。这种把文化内涵“庸俗化”“浅薄化”的二创或文创,本质上是把文化给“空心化”了——掏空内核,只剩躯壳,只剩供应快速消费的商业标签,最终损害的是文化本身的厚重。
而像臭豆腐上画鲁迅这样的做法,也对历史人物和公众情感形成了冒犯与伤害。毕竟鲁迅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是极其特殊和崇高的,他代表着民族的脊梁与深刻的反思精神。将其形象用于一种充满气味的食物上,就别怪大家不买单了。
这场争议也提醒我们,对于承载着民族重要历史和深刻思想的人物,任何商业开发都应该怀有敬畏之心,否则容易引发公众反感,得不偿失。而当一个模式被证明成功后,也要警惕“涸泽而渔”,别一个皇帝卖萌,所有博物馆都跟着卖萌;一个李时珍怒吼“Look in my eyes!回答我!”,所有古人也跟着吹胡子瞪眼,那多没意思。
“种草”之后,“剁手”之前
上图:外国游客在故宫举起文创冰淇淋打卡。
其实,一件成功的文创产品,其价值远不止于使用价值,更在于其社交价值。消费者购买它,或许并非因为产品本身多实用,而是为了拍照发朋友圈,参与打卡社交话题。产品本身成了一种“梗”,一种可以用来表达幽默感、彰显个性的“社交货币”。
如果运用得当,文创的“魔改”绝非简单的商业投机,还能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
以故宫为例,曾经有一段时期,博物馆、美术馆、历史遗迹等文化机构都面临着资金短缺、运营困难的问题。而文创产业的兴起,为它们提供了一条“自我造血”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故宫文创大火之后,苏州博物馆依托其独特的建筑美学和江南文化底蕴,开发出“文徵明手植紫藤种子”“秘色瓷莲花碗曲奇”等一系列极具雅致格调的文创产品。这些与馆藏文物内涵贴近的文创产品,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反过来也提升了博物馆自身的品牌形象和文化影响力,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到如今,各地博物馆美术馆都成为游客必打卡之处,甚至一票难求。各家也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宝贝来打造新型文创:甘肃省博物馆的“马踏飞燕”,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四川三星堆博物馆的“黄金面具”……当年轻人开始热衷于使用印有《千里江山图》的手机壳,穿着带有传统纹样的马面裙,隆重地穿上汉服去和洛阳博物馆里的闺蜜陶俑合影……他们实际上是在用消费行为投票,表达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与自豪。
要感谢这些文创产品,以一种轻松、时尚的方式,将传统文化的审美基因植入了当代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使之不再是书本上遥远的概念,而是可触摸、可感知、可拥有的生活方式。然后,才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文化自信,让“国潮”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回想过去,定义和解释经典文化的话语权,大都掌握在精英学者或是官方手中。而现在,市场和消费者正在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势力。一个爆款文创产品对某个文化符号的塑造能力,有时甚至能超过十篇学术论文。
当文化权力从精英走向大众,从学术走向市场,好的一面是它打破了文化垄断,让经典变得更民主、更多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购买和社交平台分享,参与到文化意义的再生产过程中去。但也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比如严肃的东西被魔改消解,比如资本逻辑可能会压倒文化逻辑——那些更容易被“魔改”成爆款的IP,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资源,而那些同样重要但更复杂的文化遗产,则可能被边缘化。
当经典IP遇上商业文创,就像硬币的两面,一面是让古老文化焕发新生的光芒,另一面则是过度消费与文化冒犯的阴影。对于每一个消费者而言,或许也该在“种草”之后“剁手”之前,多加一份思考:我们购买的,究竟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创意,还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商业噱头?因为最终,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共同决定了这些经典,将以何种面貌,走向未来。撰稿|不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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