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来到”老市府

　　在20世纪的艺术星图中，鲜有一个名字能像萨尔瓦多·达利一样，同时激起人们的崇拜、困惑、迷恋与争议。他标志性的两撇高高翘起的胡子，如同天线般向外界传送着天才的疯狂脑电波，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他半融化的时钟里，流淌着非理性的时间，悬挂在现代艺术的殿堂之上……达利不仅是画家，也是雕塑家，是电影人，是表演艺术家，更是一位将自身生命商业化的天才。

　　11月11日，“达利×老市府：启程”展览在“外滩·老市府”开幕。当达利那著名的雕塑《时间之舞Ⅰ》，出现在百年老市府巍峨的中庭，柔软的时钟仿佛融化在了上海秋日的阳光下——这场展览便超越了简单的艺术陈列，而成为一场关于梦境与现实、西班牙与上海、过去与未来的世纪对话。

上图：老市府中庭大型雕塑《时间之舞Ⅰ》。摄影/王哲

“达利+老市府”的二次创作

　　时间，是萨尔瓦多·达利痴迷一生的主题。

　　1922年，18岁的达利踏入西班牙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同一时期，在遥远的东方，在中国上海，一栋矗立于外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老市府大楼正式落成。自此，两条轨迹并行启程：一条，展开达利笔下超现实的想象与非凡的创意；另一条，凝固为老市府大楼理性的轮廓与厚重的历史。

　　百年后的今天，这里上演了一场关于时间与记忆的全新“启程”。

　　展览以三个章节串联出达利的艺术旅程：从户外雕塑的迎宾仪式，到光影流转的终章投影，观众沿楼梯自上而下，像是在走进一个逐渐展开的梦——“扭曲之门”“红唇沙龙：达利会客厅”“旋转灯光服饰区”……每一层都是一次视觉探险。这是一场超现实主义与百年建筑的世纪对话，观众们一起坠入的，不仅是达利的超现实宇宙，也是百年老市府的沉浸式体验。

　　在“外滩·老市府”这样一个自身就充满故事感的历史空间里，如何安放达利这样一位个人风格极其强烈的艺术家？

　　“老市府是一座自带历史厚度的建筑，它的时间感和空间感本身就是最好的舞台。我们在展陈设计上，让作品与建筑展开对话，而不是把它当作‘空白盒子’。”展览策划人徐琰告诉《新民周刊》，“你会发现，楼梯、天窗、拱门、通道，每一处光线、比例、材质都经过精心考量，让老市府的庄重历史感和达利的超现实意象在同一个空间里交错。通道和楼梯本身，就像是一条从现实走向梦境的过渡。”

　　“每件重要雕塑都有自己的房间和氛围，观众可以绕着看、靠近，甚至和作品互动。我们希望大家不仅看到作品本身，更能融入其中，产生自己的解读和感受。”徐琰表示，“这是一次‘达利+老市府’的二次创作——建筑为超现实提供了落点，而达利的作品又让空间活起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展陈不只是展示艺术，而是让空间、作品和观众一起讲故事，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达利瞬间’。”

　　当我们已经无数次在屏幕上看过融化的时钟，为何还要亲身来到展览现场？在数字图像泛滥的今天，“真迹”的意义是什么？

上图：“达利×老市府：启程”展览在“外滩·老市府”开幕。摄影/王哲

　　“真迹所带来的现场感和能量，是任何复制品或照片无法传递的。”在徐琰看来，“首先是视觉冲击力：达利的作品中，每一根睫毛、每一道光影都经过极致雕琢；其次是时间与空间的现场感：像《时间之舞Ⅰ》这样的雕塑，将经典的柔软时钟立体化，观众能在真实空间中看到、环绕它行走，仿佛时间真的在流动、在舞蹈，这种互动感带来身临其境的能量；还有情感共鸣：真迹承载着艺术家的精神与心智，当你面对原作时，会感受到达利在创作时的激情、幽默、偏执甚至对世界的好奇，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碰撞’是复制品无法给予的。站在真迹面前，你会被迫去思考梦境与现实的关系、逻辑与荒诞的冲突，这种思考的即时性和深度，让观者不仅看到了作品，更看到了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的确，在《戈黛娃夫人和蝴蝶》前，你能清晰地看到蝴蝶翅膀的细腻纹理和戈黛娃夫人肌肤的光泽，古典技法与超现实的结合，在三维空间中变得更加触手可及。而在《穿着蕾丝的犀牛》旁，展览特别展示了达利创作这件作品时的珍贵影像——犀牛是达利钟爱的主题，因为犀牛角完美的“对数螺旋”形态，在他看来是宇宙神圣秩序的体现。而在《国际象棋》前，观众在棋盘前俯身，会通过镜面看到自己，仿佛在与自己对弈……

　　在与达利作品朝夕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最触动徐琰个人的，是展览终章处、那尊《燃烧的女人》雕像：“它是这次展览最重磅的雕塑之一：整个人体被火焰包裹，身体被分割成一个个抽屉，最终由拐杖支撑。每一处细节都经过精心设计：手的伸展、头的角度、身体的弯曲比例，都旨在体现女性的柔美与神秘。她仿佛在浴火重生，而身体内的抽屉，我认为也象征着她的欲望、回忆、思念、喜悦，也承载着痛苦与抑郁。这件雕塑不仅是视觉艺术的呈现，更是一段情感故事的立体化展现。站在她面前，你能够感受到达利如何通过雕塑，将内心世界、女性的秘密与超现实的梦境立体化呈现。这也是我们希望观众体验的——不仅看到作品，更能融入其中，去感受、思考，与之互动。”

成为萨尔瓦多·达利的快乐

　　要理解眼前这些融化的时钟、长着抽屉的人体、长腿大象和犀牛角，我们必须回到它们的源头——那个将自己的人生经营成一场永不落幕行为艺术的萨尔瓦多·达利。他曾宣称：“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体验到一种极致的快乐——成为萨尔瓦多·达利的快乐。”

　　1904年，达利出生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菲格拉斯小镇。他的降生便伴随着一个深刻的心理烙印：在他出生前九个月，他那个同样名叫萨尔瓦多的哥哥因病夭折。父母时常告诉他，他是哥哥的转世。这种“替代品”的身份，催生了达利对证明自身独一无二的极端渴望，也成为他日后所有惊世骇俗行为的心理根源。

　　1922年进入马德里皇家美术学院后，他与诗人洛尔迦、导演布努埃尔组成“天才三人组”，激烈地探讨着艺术的未来。然而真正为他指明方向的，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压抑、欲望的理论，照亮了达利内心最幽深之处——他由此发展出了核心创作方法论：“偏执狂批判法”——这里的“偏执狂”并非某种精神疾病，而是达利主动采用的思维方式。他会有意识地诱导自己进入一种偏执状态，让大脑在不同事物间建立非理性的联系，再用他精湛的古典主义写实技法，将这种幻觉记录到画布上。

　　“达利从小艺术天赋极高，他有着坚实的学院派写实技法。你可以看到他的画，虽然是描写梦境，但梦境中的人物动物的每根睫毛、每处纹理都清晰可见，我们称之为‘照片式的荒诞’，这种‘逼真+不可能’的矛盾，让观众瞬间产生一种‘怀疑’的态度，‘世界可能被重构’的理性动摇，透过他的作品，你能感受到他试图把梦和现实撕开一条裂缝，试图拆掉‘二元对立’的这堵墙，让原本分裂的两极互相渗透、当场生效。”徐琰说。

　　达利曾自豪地宣称：“我与疯子的唯一区别在于，我没有疯。”

上图：达利与毕加索、马蒂斯并肩，成为“20世纪三大艺术巨匠之一”。

　　1929年是达利人生的又一个关键年份，他遇见了一生的挚爱与缪斯——加拉。这位比他年长十岁的女性，成为了他的女神，他的终身伴侣，也是他的经纪人。从此，他的签名常常是“Gala-Dalí”。他宣称“是加拉创造了我”——在本次展览中，这种深刻的情感连接也得以展现：展出的黄金首饰上，镌刻着二人的名字；而作品《国际象棋》的棋子更是直接用达利与加拉的手指翻模而成，成为他们爱情最独特的见证。

　　20世纪30年代，达利迎来了超现实主义创作的黄金时期，《记忆的永恒》等不朽杰作纷纷于此间诞生。二战后，他移居美国，更是开启了人生的另一幕大戏——将自己的艺术触角伸向电影、时尚、设计、广告等各个领域，成功地将“达利”这个名字打造成一个价值连城的品牌。

　　徐琰认为，达利之所以能与毕加索、马蒂斯并肩，成为“20世纪三大艺术巨匠之一”，就是因为——他把“梦境”变成了可以精确观看、可以传播、可以商业运作的“新现实”，彻底拓宽了艺术的功能边界。

当达利遇见上海

　　如果达利来到今天的上海，他会做什么？

　　我猜，他绝不会只流连于美术馆、博物馆等艺术殿堂，他或许在抵达机场的磁悬浮上已经开始想办法让列车长出蝴蝶的翅膀；或许会把东方明珠想象成一根插着糖葫芦的巨大木棍开始作画；或许会在武康路上的“最美阳台”举办一场大秀，让模特们穿着龙虾或是水果形状的礼服；或许还会跟AI合作，生成一部关于未来上海的超现实主义电影……当然，他必然会带上一支专属摄影小分队，记录下他在上海的时时刻刻，犹如远道而来的世界知名KOL——他一定会爱上这里的繁华、活力和戏剧性。

上图：达利的超现实主义与百年老市府交融。摄影/王哲

　　“我觉得达利的超现实主义和上海的海派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海派文化本身就是兼容并包、开放包容的，它敢于把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又喜欢创新和尝试新事物；同时，海派也带有一点戏剧感和精致的叛逆——这种精致里有对美的追求，但叛逆里又有突破常规的勇气。”徐琰告诉《新民周刊》，“达利的作品里，荒诞、梦境、极致的想象力和对现实的重塑，正好和海派文化这种‘敢想、敢试、敢颠覆’的精神契合。在这里，他的超现实主义得以找到一个土壤：观众不仅能感受到他的梦境，也能感受到海派文化本身的开放与包容——所以这次展览，达利的精神和上海的城市性格其实在很多层面上是呼应的。”

　　曾经，达利在他生活的时代是富有争议的——“他太先锋、太高调、太会宣传自己。但到了今天，我们其实会发现，他是完全超前于时代的。”徐琰分析道，“他曾被认为‘太商业化’，但今天我们反而会看到另外一面：他把艺术带到更多领域——设计、时尚、电影、广告。扩大了艺术的范围。他非常早就意识到：艺术家的公共形象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当年很多人不能接受，但现在的自媒体时代已经证明，他真正是一个‘商业的狂人、跨界的鬼才’。他是把人生当成艺术，把艺术当成生活。达利通过他的艺术作品告诉我们：他的一生就是一场艺术表演，他自己就是艺术。他把自己的生活，活成了极致的超现实主义作品。”记者｜阙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