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废墟上的《夜王》岁月

　　2026年的贺岁档，票房达到57.52亿元。虽然缺少像去年《哪吒2》那样的大爆款，但整体质量都在水平线上。其中不得不提的，还有一匹从两广地区杀出来的“黑马”——《夜王》。就在大家忙着争夺大年初一的排片比例时，《夜王》另辟蹊径，选择大年初四在广东、广西率先上映，以粤语俚俗为底色，用“老广”最熟悉的语言先攒一波口碑；大年初六开始，又在上海与全国其他地区接力公映。

　　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没有流量鲜肉，仅仅靠着“子华神”这块金字招牌和那个早已随风而逝的“尖东夜总会”传说，这匹黑马从南方湿润的空气里腾空而起，截至正月十五，已经取得了1.6亿元的票房，对于一部小成本制作来说，成绩堪称亮眼。

一曲旧时代挽歌

　　《夜王》延续了香港地区前电影票房冠军《毒舌大状》（内地名《毒舌律师》）的班底——主演黄子华、导演吴炜伦。与想象中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不同，电影像一曲挽歌，记录了那个金钱与欲望交织的夜总会时代，如何落下帷幕。

　　故事发生在本世纪10年代。彼时的尖沙咀东部——尖东——那片由填海而成的商业新地带，在金碧辉煌的灯影下，迎来夜总会时代的回光返照。黄子华饰演的关仔欢是一家老牌夜总会“日东”的经理，他既是整个行业中的操盘手，也是旧时代秩序的留守者。他管人、管桌、管风声，熟悉每一盏灯的位置、每一张脸的笑纹，也积极营业，百招频出，内心里深知，这套体系正在日暮西山。

　　电影前半段是江湖与生意的交织：客人来觅情绪安慰，来收风拿情报，来找寻体面。后半段转入智斗与悬疑，新仇旧恨在卡座与VIP房里纠缠到一起。一种“愁绪挥不去、苦闷散不去”的衰败感，渗在厚厚的地毯里，也渗在水晶吊灯的蒙尘里。黄子华饰演的关仔欢几乎很少用力搞笑，他站在那里，一脸无奈地看着镜头：大家都明白，他对抗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时代的风向。

　　如果你是抱着看黄子华在电视剧《男亲女爱》里那种纯粹插科打诨的心态走进影院，可能会有一瞬间的错愕——没错，电影里的黄子华依然是那个熟悉的配方，但这一次，他招牌式的冷面滑稽背后，藏着一种深深的、挥之不去的疲惫感。这大概也是黄子华最擅长的一类角色——被生活按在地上反复摩擦的小人物，嘴上刻薄毒舌，骨子里却死守着最后一点天真与江湖道义。

　　面对工作了几十年的夜总会即将倒闭的命运，面对新生代商业资本的绞杀，他的态度是典型的港式虚无主义：“世界末日了，不如先吃个包。”云生云灭，对他来说不过是过场戏。曾让无数人醉生梦死、一掷千金的尖东夜总会时代，真的要结束了。

从“票房毒药”

到“票房金手指”

上图：郑秀文饰演妈妈桑V姐。

　　那个曾经被嘲笑的“票房毒药”，如今已然成为票房保证“子华神”。

　　如果时光倒流20年，谁要是说黄子华能扛起几亿票房，港圈的投资人大概会笑掉大牙。那时候他是大名鼎鼎的“票房毒药”，演一部扑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一蚊鸡保镖》的惨淡战绩，至今仍是老影迷津津乐道的段子。那时候的他，已经在栋笃笑的舞台上闪闪发光，但一到了大银幕，似乎就水土不服。

　　2018年，黄子华在红馆连开26场栋笃笑《金盆啷口》，正式宣布告别栋笃笑舞台。那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一张演出票被炒到几千块，无数粉丝在红馆外守候，只为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

　　也许正是这种“稀缺性”，为他在电影圈的爆发埋下了伏笔。一张电影票才多少钱？相比几千块还一票难求的栋笃笑门票，去电影院看“子华神”简直是性价比之选。于是，2022年的《饭戏攻心》（内地名《还是觉得你最好》）大火，2023年的《毒舌律师》更是打破了香港地区电影票房纪录，憋了四五年的观众走进影院，把对他的喜爱化作了实打实的票房数据。

　　《毒舌律师》能破纪录并不让人意外。除了情怀，更重要的是，黄子华终于找到了在大银幕上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他不再试图去模仿周星驰的无厘头，也不再硬演那些帅气的男主角，而是拥抱了那个并不完美的自己，并与银幕前不完美的广大观众达成了共鸣。

　　到了《破·地狱》，他饰演的殡仪业代理人其实人设并不讨好。50岁了，女朋友怀孕想生娃，他还来一通“养孩子多大责任你知道吗”的说教，这种不想负责任的态度放在现实中绝对会被骂“渣男”。但就是这么一个不算很讨喜的角色，只要是黄子华来演，观众还是买单。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角色身上注入了人性的复杂与无奈。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脸谱化的渣男，而是一个被生活的不确定性压弯了腰、对未来充满恐惧的中年男人。果不其然，《破·地狱》继续打破香港地区电影票房纪录，这也是黄子华的“两连破”了。

　　如今这部《夜王》，会让他继续打通任督二脉吗？从两广地区的火爆程度和其他地区的不俗票房来看，答案几乎是肯定的。66岁的黄子华成了当之无愧的“票房金手指”，让人直呼“接一波黄子华的事业运”——但这不仅仅是因为运气，更是因为他身上那种与草根共情、与时代同频的特质。他代表的是香港精神中那种“打不死”的韧性，那种在逆境中依然能自我解嘲的冷幽默。

尖东夜总会如何成为

“第二办公室”

　　导演吴炜伦的高招在于，他没有把夜总会当作一个光怪陆离的夜场来拍，而是把它当作某种普通的职业生态——在这样平等化的视角下，欢场女子没有被俯视，没有被妖魔化，更没有靠“露肉”来博眼球（全片唯一上身全裸的是黄子华，秀了一把腹肌）；而是塑造了一组有性格、有人情味的“女公关”群像；同样地，客人来到夜场，也不只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把夜总会当成了“第二办公室”。

　　要真正看懂《夜王》，仅仅把它当成一部由明星主演的喜剧片是不够的。你需要了解那段不仅属于娱乐，更属于香港经济腾飞史的“尖东往事”。

　　电影的故事背景设立在香港尖沙咀东部，电影里，镜头扫过那些闪烁的霓虹招牌，仿佛带我们穿越回了那个纸醉金迷的年代。但为什么是尖东？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成为香港夜总会文化的巅峰？

　　时光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香港的色情与娱乐版图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湾仔，越战美军在那里留下了不少灯红酒绿的酒吧，曾是鬼佬和水手的世界；另一个是尖沙咀的弥敦道一带，鱼龙混杂，更多服务于过路游客和本地中低端消费。

　　而此时的“尖东”还只是一片刚刚完成填海工程的荒地。80年代初，港英政府对这块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规划非常明确：一个纯商业区。这意味着这里没有拥挤的居民楼，没有那些会因为噪音而频繁报警的街坊邻居；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街道、豪华的酒店和崭新的写字楼。

　　这一规划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这里拥有海量的地下停车场空间。对于香港正在迅速崛起的富豪阶层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奔驰和劳斯莱斯开始在香港街头泛滥，老板们需要排场，更需要私密性。尖东这种“既张扬又隐秘”的地理特性，简直为夜总会量身定做——此外，尖东离香港旧机场启德机场非常近，南来北往的客商，下了飞机就能上奔驰，一脚油门直达夜总会谈生意做买卖。

　　在导演、影评人魏君子看来，《夜王》看似是春节档的异类——讲夜总会、舞女、老千局，实则是一部披着“枕头片”外衣的正统职场励志喜剧。它承袭了80年代麦当雄的社会写实血脉，接驳了2000年后《金鸡》的励志基因，最终用王家卫的窥探感+王晶的商业算计，烹出了一锅属于2026年的香港“人情味”。

“大富豪”与“中国城”的奢靡竞赛

上图：卢镇业饰演太子峰。

　　早期的香港夜总会，比如60年代的“仙乐”“新雅”，更多带有旧上海百乐门舞厅的遗风，讲究的是听歌、起舞，是老派绅士的娱乐场所。但是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香港经济的狂飙突进，这种老式舞厅显得太慢也太“素”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种源自日本的“Club式”夜总会文化开始传入香港，以金碧辉煌的豪华装修、女公关坐台服务和“妈妈桑”管理闻名。1983年，随着大型商业中心如文华中心、好时中心的落成，第一批超级夜总会开始进驻尖东——它们被精心包装成了一个“上流社会的社交俱乐部”。

　　关于尖东夜总会的各种都市传奇里，总是绕不开两个名字：大富豪和中国城。《夜王》的故事就发生在2012年——当年也正是“大富豪”结束辉煌关门大吉的时候。

　　回望1984年，“大富豪”刚刚开业，选址就在现在的尖东新文华中心。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大厅能容纳过千人。据传装修耗资上亿港币——那可是80年代的“一个小目标”，其奢靡程度可想而知。

　　最令人咂舌的是，由于场地太大，店内居然铺设了车道，一辆金色的古董劳斯莱斯可以在夜总会内部行驶，专门用来接送贵宾去洗手间或是VIP房。这一幕曾在不少港片中被当作一种奇观复刻。当然洗手间也不是普通洗手间，而是“黄金厕所”——水龙头和马桶配件都是镀金的，门口有专人递上热毛巾并为客人按摩肩膀（当然要给小费）。这种极度的奢华和无微不至的服务，满足了当时暴发户阶层对于财富最直白的想象。因此到“大富豪”去谈生意也就成了一种“体面”。

　　当时的电影人，比如倪匡、麦当雄，也喜欢在夜总会里聊剧本。魏君子分享了一个影史冷知识：徐克电影《笑傲江湖》《英雄本色3》编剧署名“戴富浩”，实为“大富豪”夜总会的谐音——这是创作团队泡夜总会聊剧本时使用的集体笔名。

　　随后跟进的“中国城”，位于半岛中心，号称全亚洲最大。不仅有几千名“女公关”，还有极尽奢华的舞台表演。当时，在这里一晚消费几十万是家常便饭。所谓的“鱼翅捞饭”时代，股市大涨，泡沫沸腾，大家觉得钱来得太容易了，鱼翅这种顶级食材就像咸菜一样用来下饭。夜总会里更是“富贵逼人”，XO论箱卖，桌上不摆几瓶路易十三，谈生意都会觉得低人一等。《夜王》里的半个西瓜卖2500元，一根香蕉卖800元，只怕不是夸张，而是写实。

“救风尘”糖衣下的

物化与剥削

上图：谢君豪饰演姚生。

　　电影《夜王》最值得称道的一点，就是它明显区别于以往那些猎奇的港片。在魏君子看来，麦当雄、林德禄时代的“失足女”故事套路，比如《靓妹仔》《应召女郎》往往是打着“社会写实”的幌子，实则以猎奇视角展现女性沦落风尘的悲惨，本质上仍是“男盗女娼”的剥削叙事，与“三言二拍”里的“救风尘”故事无异。

　　而《夜王》既没有把夜总会拍成令人向往的成人乐园，也没有用那种油腻的男凝视角去消费女演员。相反，它撕开了那层温情脉脉的“救风尘”面纱，露出了糖衣包裹下的残酷。

　　电影里有一场戏，谢君豪饰演的姚生，年近花甲，仍然风度翩翩，出手阔绰，他对夜总会小姐MIMI（廖子妤饰）一见钟情，因为觉得MIMI很像自己几十年前的女友。接着，他每天都来“东日”看望MIMI，深情款款，一掷千金只为博红颜一笑，甚至有点“救风尘”的意味。有一日，他送MIMI一份贵重礼物，让她马上换上身——MIMI这才发现，礼物是一件旧式旗袍，满镶珠翠，穿上这件旗袍，她立刻化身姚生那个跨越时空的前女友。这个悲情的镜头打碎了她此前幸存的一点点“上岸”理想，也不动声色地点出了姚生这一类人“救风尘”的底色，不过是为了寻找年轻时那个英俊帅气一呼百应的自己。

　　本质上，这就是一场权力的游戏，而《夜王》也毫不客气地点出来——男人们在这里，就是为了排解空虚，用金钱购买自尊；而女性，则在灯红酒绿中寻找生存的缝隙。

　　那个年代的尖东，对于一些想要迅速实现阶层升迁的女性来说，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它提供了快速致富甚至“上岸”的可能性，月入几十万元的不在少数。不少在选美中落选或尚未成名的美女，为了生计或寻找跳板也会投身于此。这里的“妈妈桑”手中握有不少高端客户资源。很多所谓的“饭局”，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面试”。

　　但另一方面，这种跃升的代价是被彻底物化。在这里，不管你是“陀地”（本地人）、是“北姑”（内地人）、是“鬼妹”（外国人），还是“明星脸”，每一类都有明码标价，就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任人指指点点，挑肥拣瘦。

　　虽然电影里所谓的“应酬文化”，把商业合同与肉体交易、情感买卖混为一谈；虽然很多商业谈判在台面上不涉及直接的性交易，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多数夜总会里的局，都有“下半场”。

　　如果仅仅为了“色”，尖东不会如此辉煌。它的核心驱动力是商业。但当时当刻，被“应酬文化”合理化的商人们，根本不会去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生意一定要在夜总会谈？一种灰色的商业文化存在，但存在即合理吗？

　　电影借由MIMI这个角色，无声地控诉了这一切：这种畸形的商业文化，是对女性极大的物化与剥削，也是对商业伦理的践踏。好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靠“带女伴出场”来彰显信用、满足虚荣心的做法，终于被现代文明的浪潮拍死在了沙滩上。尽管仍不免有灰色地带，但“生意归生意，情欲归情欲”，恶臭的“应酬文化”，不过是“又当又立”。

上图：导演吴祎伦（前排中）携主演参加电影路演。

不夜城为何衰落

　　曾几何时，尖东是个不夜城。但为什么突然衰落了？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当时，香港楼市腰斩，股市暴跌。那些习惯开XO不眨眼的富豪们，一夜之间资产缩水，有的甚至破了产。“鱼翅捞饭”变成了“三餸饭”（三个小菜的盒饭），夜总会这种超高消费的场所，更是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此外，“北上寻欢”也是尖东夜总会衰落的原因之一。在2014年“莞式服务”被雷霆出击扫黄之前，东莞价格低廉的性服务曾将尖东的客源连根拔起。

　　而到了2010年前后，80后、90后成长起来，他们厌恶父辈那种油腻的、讲究排场的夜总会文化，更喜欢去兰桂坊“劈酒”，或者去私人包厢“唱K”。夜总会也随之被打上了“老饼”（老土）的标签。与此同时，自由行的兴盛，让娱乐场所的业主全面将物业转租给了免税店——毕竟蜂拥而至的内地游客，并不需要夜总会，他们需要的是免税店、药妆店、金铺和奢侈品店——大富豪夜总会的原址，后来也变成了免税店，卖起了化妆品和金饰。

　　《夜王》把故事放在2012年“大富豪”结业的临界点上讲，既是对过去的回看，也是对当下的提醒。新一代消费者的审美与生活方式变化，让夜总会文化退潮，社会结构重组。而更重要的是，女性就业率与自我价值的提升，同样是摧毁夜总会文化的雷霆一击。

　　正如魏君子所言：从《九龙城寨》到《破·地狱》再到《夜王》，香港卖座片在反复书写同一个母题——繁华过尽，如何面对过去？如何破局？这是香港电影人对自身处境的隐喻式表达。《夜王》的成功不在于它有多“新”，而在于它有多“旧”——旧到让人想起80年代的录像厅，旧到让人怀念那个讲情讲义的世界。但它又足够“新”——新到让00后代入职场，新到让女性观众看到尊重。

　　是啊，谁能想到，贺岁档里最让女性观众感受到被尊重的，居然会是一部以舞女、妓女、捞女为题材的电影呢？今天回望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歌颂那个物化女性、金钱至上的旧世界，而是为了看清香港这座城市是如何在欲望的洪流中，一步步完成了它的资本积累与社会转型。夜总会的灯灭了，但关于欲望与人性的故事，只要城市还在，就永远不会落幕。记者｜阙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