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 “我做梦都想去中国”
1986年6月14日,阿根廷著名小说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因肝癌医治无效,在瑞士日内瓦逝世,享年87岁。今年6月14日,是这位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逝世40周年的日子。
一提到博尔赫斯,我们立刻会想到迷宫、叙事圈套、镜子与梦境交织的哲思小说。博尔赫斯是个谜,这位远在万里之外的阿根廷人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文学写作,马原、残雪、格非等中国先锋作家,都像是他的门下弟子。“作家们的作家”,这是文学界对博尔赫斯的至高评价。
博尔赫斯虽然远在阿根廷,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1981年12月,在马伊博大街994号的家中,博尔赫斯对前来拜访他的中国驻阿外交官黄志良说:“我对许多人说过,我做梦都想去中国。”他举起手中有着竹根弯曲把手的黑漆手杖说:“瞧,这就是证明。”
视力欠佳的博尔赫斯在写作。
博尔赫斯笔下的郑寡妇
博尔赫斯还想去长城,他说:“长城我一定要去。我看不见,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博尔赫斯至死都没有来过中国。所以,中国在博尔赫斯那里永远停留在想象状态。
1935年,博尔赫斯出版了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名为“恶棍列传”,自然就是各种各样恶棍的故事集结了。他写了美国南方的奴隶贩子、纽约黑帮头目,还有冒名顶替望族子弟的英国流浪汉和日本江户幕府时代侮辱赤穗藩主而最终被复仇的礼官吉良上野介。其中,另有一篇中国背景的故事:《女海盗郑寡妇》。
讲到19世纪初,有一个活动在中国黄海一带的女海盗头目郑寡妇。她的丈夫原来是海盗船队股东推选的首领,由于暗地里接受朝廷诏安,被股东合谋毒死。郑寡妇一怒之下,用计当选为新头领。
郑寡妇治理下的海盗纪律严明,在黄海一带横行霸道13年。当时的皇帝很生气,派遣水师前去征讨。但经过激烈战斗,帝国水师大败,首领郭郎自杀谢罪。
郑寡妇经此一役,变得趾高气扬,率领600战船和4万多名海盗杀进西江口。他们烧杀掳掠,贩卖妇孺,给当地社会带来极大危害。皇帝再次派遣水师,由丁贵率领开进西江三角洲,截断了海盗船队的退路。
帝国水师按兵不动,每日放飞龙旗(类似风筝的飞行物),上面书写劝降并给予宽恕的字句。郑寡妇自知难有胜算,思虑再三,终于在一个黄昏乘坐小舟登上帝国水师指挥舰投降。从此后,黄海一带的船舶重新得到太平。五湖四海也成了安全的通途。
郑寡妇在历史上实有原型。还没成为寡妇之前,她是海盗郑一的妻子,原名石香姑。1807年,郑一在越南沿海一带突然死亡,从此,接管老公“事业”的郑一嫂在海上威名远震,而她最得力的帮手叫张保仔。和博尔赫斯小说中写的一样,郑一嫂和张保仔也曾屡败官军,但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接受招安,待遇不错。
郑一嫂叱咤风云的人生,本该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她在中国可以说寂寂无名。美国学者穆黛安在其所著的《华南海盗》中译本序言中写道:“在西方,一些著名海盗如基德船长和‘黑胡子’的故事无不深深镌刻在每个充满幻想的学龄儿童的脑子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中国无论是小孩还是大人,似乎都对他们自己历史上曾经活跃过的海盗不甚了了。”
来自遥远东方一个女海盗的传奇故事,可能很小就在博尔赫斯的心灵中种下了种子,并将其写入了自己的小说集《恶棍列传》之中。
上图:1999年,《博尔赫斯全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卡夫卡及其先驱韩愈
1952年,博尔赫斯出版随笔集《探讨别集》,第一篇就是与中国有关的《长城与书》。
他写道:“秦始皇为他的帝国修长城,也许因为他知道他的帝国不牢固;他焚书,也许因为他明白那些书是神圣的,那些书展示的是整个世界或每个人的心灵展示的东西。也许图书馆的大火和长城的修筑是以一种秘密方式取消的行动。”
长城与书有什么关系?秦始皇建造了长城,同时,他又下令焚书坑儒,这确实都是这位始皇帝干的。可是博尔赫斯感兴趣的,是两者的神秘性。长城,在他的想象中,似乎是无限的,是秦始皇想象中开创的万世帝国的保障机器;而书,看似柔弱,可是其中包含的智慧却拥有摧毁这个帝国的力量,因而迫使秦始皇做出焚毁图书的举动。另一方面,长城是空间的禁锢,焚书是时间的切断,皆成“无用而崇高的形式”。在文中,博尔赫斯假借秦始皇的心理写道:“人们留恋过去,我丝毫不能反对;我的刽子手也不能反对,但是将来可能出现一个像我这样想问题的人,他将破坏我的长城,就像我焚毁书籍一样;他将消除对我的记忆,成为我的影子和镜子,他却不知道。”
也许是长城情结使然,博尔赫斯对卡夫卡写的一个短篇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也情有独钟。1951年,博尔赫斯创作了随笔《卡夫卡及其先驱者》,在这篇文章中,他称韩愈为卡夫卡的先驱,并引了一段韩愈《获麟解》的西班牙文译文,相应的原文为:
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
这段文字,又出现在了《想象动物志》一书中,和《卡夫卡及其先驱者》中所引的一模一样。博尔赫斯还说这是从俄裔法国汉学家马古烈的作品中所摘录的一段文字。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提韩愈的名字。
很多人不理解,韩愈咋就成了卡夫卡的先驱呢?这两人差了1200多年,八竿子打不着,卡夫卡不要说读过韩愈的作品,估计连韩愈的名字都不知道。但在博尔赫斯看来,两人却有着奇妙的联系。比如韩愈的《获麟解》中的这一段,麒麟是祥瑞却不可知,到底麒麟是什么样的呢?没人知道。所以就算你真的见到了麒麟,你也不确定这就是麒麟,正因为不可知,它又被认为是不祥的。那么问题来了:麒麟到底是祥瑞还是不祥的呢?抑或是不是可以说麒麟既是祥瑞的又是不祥的呢?
这就成为了一个悖论。而悖论,正是卡夫卡小说的核心:城堡近在眼前却永远无法抵达、法律存在却无人能见。博尔赫斯小说的迷宫主题又何尝不是一个悖论呢?你要走出这个迷宫,可是你永远也走不出这个迷宫。这就是人生的悖论。因而他将韩愈与芝诺悖论并列,视为卡夫卡式“可知而不可识、存在而不可认”的先驱。
上图:年轻时的博尔赫斯。
《红楼梦》:
“充满绝望的肉欲”
博尔赫斯虽有小说家和诗人的盛名,但是他写的最多的作品既不是小说,也不是诗歌,甚至不是随笔,而是书评。在1986年出版的《文稿拾零》中,他写了谈曹雪芹《红楼梦》和施耐庵《水浒传》(他读到的德文译本为《梁山泊好汉》)的书评。
在谈《红楼梦》的短文中,他称全书“充满绝望的肉欲”,还说《贾瑞误照风月镜》这一章毫不逊色于爱伦·坡或卡夫卡。关于《红楼梦》的主题,他写道:“主题是一个人的堕落和最后以皈依神秘来赎罪。梦境很多,更显精彩。因为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是在做梦,而且直到做梦人醒来,我们都认为它们是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的最后使用过一次,或连续两次使用过这个手法)。有大量的幻想:中国文学不了解‘幻想文学’,因为所有的文学,在一定的时间内,都是幻想的。”
很难说博尔赫斯看懂了《红楼梦》,他感兴趣的,是太虚幻境的“幻境”部分,那种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的想象方式是博尔赫斯尤为着迷的。因而,他对《聊斋志异》非常感兴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他编选过一本《聊斋志异选》,他翻译了其中的几篇聊斋故事,由英文转译为西班牙文,并为译本撰写了序言。译本为从翟理斯1880的英译本《聊斋志异选》转译,博尔赫斯在序言中有关《聊斋》的评介主要来自翟理斯原本的序言,将《聊斋》与《一千零一夜》相提并论;不过翟理斯称蒲松龄的讽喻“在西方只有卡莱尔的风格可与之相比”,博尔赫斯则以写出了《格列佛游记》的斯威夫特替换了卡莱尔(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散文家、讽刺作家),说蒲松龄“更让人想起斯威夫特”,这两位西方作家,与蒲松龄联系在一起好像都有点牵强。正如博尔赫斯在评论《水浒传》时,说《水浒传》的某些描写与古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接近。
在博尔赫斯对中国的阅读中,这是最重要的两本书,正是这两部著作使博尔赫斯产生了“身在中国”的感觉。博尔赫读书很杂。英国前驻华外交官、著名汉学家翟理斯所著的《中国文学史》,对其影响尤深。博尔赫斯对《道德经》钻研也很深,他说:“我多次读过《道德经》的许多种译本。我认为阿瑟·韦利的译本最好,但我也读过卫礼贤的译本和法文译本及几种西班牙文译本。”
他还读过《易经》《庄子》以及乔治·马戈里埃编法文版的《中国散文选》,甚至读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他还为西班牙文版《易经》作序,显然,他对中国哲学的兴趣甚至超过了文学。
他与中国哲学、文学的碰撞,在异域生出了奇妙的文学之花,他的名篇《曲径分岔的花园》,很明显就有中国园林的影子,连主人公都是个中国人,让这位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中国通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阿根廷与中国的奇缘。阿根廷马德普拉塔国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梅赛德斯·朱弗雷朱弗雷说:“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曲径分岔的花园》中就充满了中国元素。除了主人公是中国人之外,故事也在一座‘曲径分岔’的中式花园中展开。此外,这篇小说的世界观和情节设置也明显受到了《易经》和《红楼梦》的影响。”
1985年秋天,博尔赫斯移居瑞士,在女友玛丽亚·儿玉的陪伴下养病,“计划着去中国的旅行”,第二年,博尔赫斯和比他小38岁的儿玉登记结婚,并在两个半月后安然告别人世。儿玉也就在结婚两个月后成为了博尔赫斯的遗孀。
1999年,《博尔赫斯全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玛丽亚·儿玉带着博尔赫斯的遗愿来华参加首发式,还游览了故宫。博尔赫斯的遗愿由他夫人完成,何尝不是比较完满的结局?而自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于1983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6年后,博尔赫斯的作品也自此开始全面译介到中国,中国读者对他的了解也开始越来越全面了。记者|何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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