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血泪铸就的移民史诗

　　“下南洋”，在潮汕地区也被称为“过番”，“南洋”指的是东南亚诸国，主要包括现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菲律宾等国。

　　自清代乾隆朝开始准许船只前往暹罗贩运大米进口中国开始，就有华人勇下南洋，闯荡东南亚谋求生路。据葛剑雄等学者所著《简明中国移民史》统计，从1840年到1930年的90年间，仅闽粤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平均就超过10万人。

　　茫茫海洋，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太多人尚未抵达“南洋”就身死异乡，这是无数人用汗水和泪水铺就的一条跨越数百年的迁徙长路。

　　今天，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后裔，虽然已在他乡落地生根，但对故乡的依恋却始终未曾泯灭。

上图：“猪仔钱”是华工被剥削实物证明 。
摄影/王哲

越洋生死劫

　　下南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的船只从徐闻、合浦等地出发，向南航行，最远可到“已程不国”，即今斯里兰卡。广州的西汉南越文王墓中，出土了波斯银盒、红海乳香、蜻蜓眼式玻璃珠等海外舶来品。

　　到了隋唐时期，国力强盛、开放包容，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交相辉映，华夏商贾的舟楫频频往来于南洋诸地。中国船员到达东南亚诸国，带来了无数财富，也得到了无上尊崇，这也是为何现在海外华人华侨仍自称为“唐人”，称祖国为“唐山”，华人华侨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的原因。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进一步繁荣，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了广东人的住蕃现象，称“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过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

　　明代郑和下西洋后，福建、广东商人移民马六甲、槟城、新加坡，与马来、印尼等原住民通婚，留下了一个混血族群，又称海峡华人、侨生，区别于后来的中国移民（新客）。女性称娘惹，男性称峇峇，合称峇峇娘惹。

　　娘惹文化没有简单融入马来文化，也没有把中国传统原封不动搬来，而是在保留姓氏、祖先、家族伦理和宅门秩序的同时，吸收了欧洲生活方式和马来饮食、服饰、语言和南洋气候中的生活技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南洋华人上层文化形态。

　　而在过去数次移民南洋的浪潮里，最大的一次，要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公开允许华工在 “情甘出口”的情况下自由出洋。

　　出国务工名义上合法，实际是公开的人口贩卖。出发前往南洋前，华工们需以“赊欠旅费”的名义与蛇头签高利贷合同，成为欠蛇头一屁股债的“债务人”。根据与蛇头的合约，华工工作的前三年都在向蛇头“还债”，薪资大部分都给了蛇头。

　　今天，广东飞到曼谷只需4个小时，当时却需7—10天的航海。在凶险难料的大海之上，悲剧时常上演。

上图：华人在南洋艰辛劳作的历史。摄影/王哲

　　船舱内，数百人挤在一起，“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舱底不见天日，臭气熏天，淡水极度匮乏，食物常常腐坏发霉，瘟疫频发。遇上逆风的漫漫长途，饮水和口粮愈发捉襟见肘，许多人未抵目的地便病饿而死。倘若遭遇风暴、触礁或海盗劫掠，整船人几无人生还——1822年下南洋的泰兴号海难，2000人登船，仅180余人幸存，所谓“十去六死三留一回头”，寥寥九个字道尽跨海谋生的艰难。

　　至于国人当时为何非要下南洋？哈佛历史学家孔飞力认为，华人海外移民不是孤立事件，而应放在中国更大的内部迁徙和人口压力背景中理解。他提到，中国人口从1741年的约1.424亿增长到1840年的约4.128亿，人均土地面积大幅下降。

　　美国历史学家穆欣更是从全球史的视角进一步说明，华人迁徙的背后是19世纪全球资本、航运、殖民产业和劳动力市场共同塑造的结果。中国沿海被挤出来的人口，正好遇上东南亚矿山、港口、种植园和商业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比如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半叶，英属马来亚的经济被锡矿和橡胶两个产业强力拉动，增加的是一整串岗位需求。

　　华工背井离乡，虽然远离故土，但也是为了那一线的生机。最终，亲戚带亲戚、同乡带同乡、商号招伙计……南洋华人社会就这样逐渐成型了。

异乡风雨路

　　那些勉强抵达南洋的人，迎接他们的，绝不是想象中遍地黄金的乐土。

　　新加坡圣约翰岛码头是当时南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关检疫站。华工抵达码头所面临的第一件事是接受检疫。他们被赶到一个淋浴间用硫磺水沐浴，一旦有人在硫磺水的刺激下发了烧就会被带走，每天都有人死去。挺下来的人，最终会拿到一张允许居留的纸。

　　但那也是新的苦难的开始。

　　南洋的太阳毒辣，劳工的工作条件恶劣，在没有安全保障的种植园、矿场或渔场中，荆棘、瘴气、蟒蛇、体型巨大的蝎子等都是危险因素。还有老虎，据记载，当时马来半岛上就活跃着两万只以上的马来虎，大型种植园还成立有专门的“打虎队”。

　　环境这样艰苦，但劳工只能吃到极稀的番薯粥，米粒寥寥无几，配以廉价咸菜、咸蛋或咸鱼，以补充流汗过多而缺失的盐分。

　　异乡人的身份，注定了融入当地的不易。南洋初来乍到的华人被称新客，不会讲当地话，没有本钱，没有靠山，本就是最容易被欺负的靶子。

上图：当年的身份“证件”。
摄影/王哲

　　当时曼谷的潮汕人中流传着一句俗语：“生有二哥丰，死有大峰会。”“二哥丰”指的是昔年暹籍华裔商人郑智勇，他为人仗义，为走投无路的潮汕同乡提供庇护。而“死有大峰会” 则指死后能得到宋代高僧大峰的照顾，比喻人从善，生死都有依靠。

　　民间如此看重“二哥丰”，郑智勇的社会地位可见一斑。而除了劳工苦力外，也有幸运儿凭借天时地利以及个人能力，在南洋创出一番天地。

　　1922年，许书标出生于海南文昌。两岁时，他随母亲漂洋过海，前往泰国与父亲团聚。

　　年轻时，他做过药品推销员，后来开了自己的医药工厂。

　　上世纪70年代，他研发出一款提神饮料，取名“红牛”。这款饮品最初面向卡车司机和体力劳动者，帮助他们缓解长途驾驶的疲劳。后来一位奥地利商人在泰国喝到红牛，立刻被它的效果吸引。双方一拍即合，随即将红牛推向全球市场。

　　1993年，许书标回到文昌寻根，在家乡投资建设了中国第一家红牛工厂。他曾说，回海南办厂不为赚钱，只想为故土尽一点心意。

　　另一位传奇人物叶亚来，17岁时决定自卖为猪仔，跟随同乡远渡南洋。抵达马六甲后，他先是被安排在族人经营的锡矿厂工作，之后被转介到另一族叔叶五的杂货店当伙计。

　　经过多年打拼，叶亚来将初期只有几间“亚答屋”的滩涂，逐步开发成了充满活力的繁荣市镇——吉隆坡，1868年叶亚来受命任吉隆坡华人甲必丹，在其有效治理下，吉隆坡治安稳定，经济迅速发展，他也被尊为“吉隆坡之父”。

　　这些南洋发迹的华人们，虽身在异邦，却从未忘记血脉另一端的故土。他们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为了救援桑梓、抵御外侮，向国内捐赠大量财物；有的南洋华侨还自愿放弃优越平静的国外生活，亲身投入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事业——1939年至1945年间，3200多名来自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华侨机工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号召，分九批回到中国，在滇缅公路投入抗日战争运输工作，共抢运约50万吨军需物资，他们中有1000余人献出了生命。

红颜亦铿锵

上图：“峇峇娘惹的世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峇峇娘惹文化展”在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展出。“峇峇娘惹”为东南亚华人移民的一种称呼。

　　在下南洋的宏大叙事中，女性的身影常不被提及。殊不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去南洋的女性劳工也有数万人之多。她们之中，有主动挣脱封建婚姻桎梏、追求人格独立与人生自由的“自梳女”；有头戴红巾、肩扛水泥，在新加坡工地上搏命的“红头巾”；也有终年伫立冰冷河水之中，手持木盘淘洗锡矿的“琉琅女”……她们的血与汗，刻在南洋城市的建筑肌理与矿砂流水之中，同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巾帼底色。

　　“没有红头巾女工，50年代新加坡的高楼就建不起来”。1986年新加坡主流媒体的高度评价，印证了“红头巾”群体在南洋城市建设史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批来自广东三水的贫苦女性漂洋过海，涌入百废待兴的新加坡。为了在嘈杂的建筑工地中分辨伙伴、防止头沾灰尘，她们用红色方巾包扎头部，“红头巾”的称号由此传开。

　　她们的工作，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极致辛劳。在缺少大型机械的年代，这些勤劳的女性仅靠双手和肩膀，日复一日肩扛百斤建材，行走在高空脚手架与泥泞工地之间，瘦弱的身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撑起了半个世纪的南洋基建与万千乡土家庭。如今，三水红头巾技艺与精神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岭南巾帼奋斗精神的永恒见证。

　　远离新加坡工地的尘土飞扬，马来西亚霹雳州近打河流域的锡矿产地，曾有无数岭南客家、潮汕、五邑女性的身影倒映在冰冷的河水中。

　　“琉琅”一词，源自马来语音译，特指她们手中用来淘洗锡矿砂的凹形木盘、竹箩。为了生计，她们往往每天头顶烈日，腰弯似弓苦干十余个小时。腰背劳损、风湿骨痛是所有琉琅女的职业病，遇到雨季河水暴涨，她们还随时可能被洪流冲走，如此高风险的工种，她们的收入却极其微薄，仅能勉强糊口。

　　很多琉琅女年少离家，再也没有回归故土，在无尽的淘锡劳作之中换取一家人的生存希望。

　　下南洋的女性移民中，还有一批特殊的群体，在上个世纪的移民浪潮中，她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会把头发像已婚女子一样自行盘起，以示终生不嫁、独身终老，被称自梳女，也称妈姐或姑婆。

　　相较于红头巾和琉琅女，自梳女的谋生之路相对温和。她们多从事家庭女佣、后厨帮工、工厂纺织工、小商品商贩等职业，深受南洋华人家庭与本地商户的认可，凭借自身劳动，真正实现了经济独立、人格独立。

　　数百年海浪翻涌，无数华人将青春与骨血撒在异国的土地上，化作了故土与南洋之间生生不息的根脉。乡音未改，情义犹在——无论走得多远，故乡的一缕炊烟，从未从生命中最柔软的角落消失。记者｜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