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娱”崛起，田埂上长出的舞台

　　苞谷秆造烟雾，三轮车当道具，玉米地里唱韩流。

　　深秋的云南昭通，海拔2180米的山村，空气中弥漫着柴火和玉米秸秆的气味。一幢灰色水泥的两层小楼院子外，传来极具律动的韩语电子音乐，六个穿着多巴胺彩色外套的年轻人，正对着一部架在三轮车上的手机卖力唱跳。

　　六人身后，一整片红苹果园的苹果等待收获。镜头一闪，在泥土混合的乡间小道，六个人转头坐上了一辆机动三轮车。网上，超10万人在线围观。这是“云南滇疯舞团” 六姐妹的直播间。大花、格子、撞色服装混搭，在没有专业设备、没有专业场地的田埂上，她们开辟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另一边，30岁的兰希从重庆长寿区驱车赶到一户农村人家，在乡村寿宴上唱了一首老歌，台下一个小姑娘朝她比心，她隔空回应。这段不经意的互动被手机拍下，第二天，几百万人在短视频里看见了她。

　　这是当下中国乡村娱乐（以下简称“村娱”）最真实的缩影——直播与现场之间来回切换，草根与流量之间，只隔着一块屏幕。

　　事实上，“村娱”并非新生事物。数十年间，乡村文艺表演完成了从官方主导的“送戏下乡”、民间零散的歌手“走穴”，到全民追捧的新潮村娱的迭代升级。云南BIGBANG、土NE1、村娱歌手兰希等新生代乡村艺人走红全网，让村娱从小地方的人情消遣，变成了风靡基层、全网热议的文娱现象。

　　一场从田埂上蔓延开来的文化现象，正在重塑中国乡村的精神图景。而在这出时代大戏里，有人站在聚光灯下，有人在角落里努力向上生长。

上图：2025年12月，在重庆梁平的一个寿宴上，兰希与重庆X舞团登台表演。

村娱的六十年流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送戏下乡”活动正式推行。

　　自1979年起，江西省宜春市经楼镇后窑村的剧团“送戏下乡”，多年来足迹遍布三省55个县，如今每年开展送戏下乡等惠民活动100场以上。

　　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豫剧团的演员拉着自制木板车，“上山上到顶，下乡下到底”，几辆简易板车拼成流动舞台，“板车送戏”的故事流传至今。

　　改革开放后，“走穴”兴起，歌手和艺人们开始流动于乡村的婚丧嫁娶、庙会节庆。老百姓不再满足于被动接收“送来”的节目，他们有了自主选择权。但彼时的乡村娱乐，仍然是城市文化的单向下沉——城里演什么，乡里看什么。

　　短视频平台的崛起，彻底改写了这场游戏的规则。手机屏幕让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审美时差被压缩到几乎为零。一个韩团新歌MV发布后的几分钟，农村小伙就能在自家院子里跟着跳起来。村民们不再满足于几出传统大戏或几张熟悉面孔，他们想要“和手机上一样热闹”的场面。

　　于是，年轻人带着从互联网、从城市学来的潮流文化，以一种极其草根的方式，嫁接回了乡土。

　　2024年，安徽省“送戏进万村”演出突破1.7万场，实现全省行政村全覆盖，惠及群众超500万人次，民营院团增至2800家。村娱已经从零散的草台班子表演，长成了一片体量可观的市场。

　　四川泸县也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这个川南农业大县整合了全县140余支演艺团队、2800余名农民演员，在2025年建立起全国首个农村演艺实体，年承接演出1.2万余场次，年演出收入约2.5亿元。

　　兰希，从事村娱表演的年轻歌手，16岁踏入演艺行业，20岁独自登台唱歌。2019年，兰希先去深圳做了两年销售，2021年返乡回重庆，加入当地演艺群。“刚开始也犹豫过，觉得自己好不容易从村里出去，又回来了，面子上挂不住。”兰希告诉《新民周刊》。

　　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是一次在亲戚婚礼上帮忙唱歌的经历。“全场的大爷大妈举着手机拍我，还有人打开手电筒挥舞，那感觉和在酒吧驻唱完全不同。他们是真心实意地觉得‘这姑娘唱得好’，不是敷衍。”

　　如今，兰希一年要接几十场演出，婚庆、寿宴、乔迁、庙会，各类场合都有。“我们表演的内容比前几年丰富太多了。”兰希说，以前农村商演就是老歌串烧加几段小品，现在主人家会提前发短视频到群里，点名要看某段网红舞。

　　除了走街串户的商演歌手，村娱生态里的团体也颇受热捧。兰希曾和卫士舞团合作过女团表演。歌曲选用的是Lady Gaga的《Bad Romance》和蔡依林的《大艺术家》。尽管当时排练时间短，兰希一度紧张到有点忘记动作，但观众仍然很买账。

　　身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树乡的关恒五兄弟，更是将这种“城乡审美合流”推向了极致。2025年10月份，五兄弟因模仿BIGBANG而爆红，这条视频在抖音点赞量超过430万，粉丝从60多万一路飙升至270多万。

　　五兄弟并非科班出身，但全开麦唱跳，走位卡点精准，对于一个乡土成长起来的团体来说实属不易。队长关恒初中毕业，干过理发、搬过砖、在酒吧驻唱过；老四关亚读到高中；老五关正是五兄弟中唯一读完大学的。关恒说，走上网红这条路是没有办法的选择，一直想多读书，但现实不允许。

　　鲁甸县龙树乡里，大多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80多岁的张大爷看不懂手机里的唱跳，只说“不吵不骂，不干坏事，就挺好”。小卖部的老板娘说“挺热闹”。年轻一代则刷得停不下来：“别人舞台效果烟雾要钱，他们的要柴，性价比直接拉满。”

为什么大家都爱村娱？

　　村娱能火，关键在于两个词——熟悉又新鲜。

　　一边是雪山田野、苞谷地的乡土背景，一边是精准复刻的潮流唱跳；一边是“下播干农活”的朴实日常，一边是全开麦的专业表现。这种自带烟火气的反差，反而击中了人心的柔软。

　　《新民周刊》记者采访了乡村宴席的多个主人家，得知村民们主动花钱聘请年轻团队演出，不再只是为了撑场面、讲排场，更是为了满足全家人的娱乐需求，或许在家族群里还能收获一片“你家真会玩”的羡慕。

　　在村娱粉丝可乐眼里，一边吃席，一边欣赏表演，村娱偶像零距离的亲近感是独一份的。2022年，可乐参加一场婚宴，被舞台上的气氛感染，举起手机拍摄了现场，台上的歌手很快朝她热切比心，回应“饭撒”（英语“fan service”的音译，意为“粉丝服务”）。“农村的音响乐队进步很大，互动性强，愣是唱出了演唱会的感觉。”一位现场观演的年轻人也如此感叹。

　　家住广东茂名的00后阿杰，也是村娱围观爱好者。“我以前不懂粤剧，就跟着大人去现场凑热闹，结果配着旁边的字幕，看了一晚上，直接爱上了。”他形容那种感觉就像“解锁了一个新世界”。舞台简陋，但演员唱念做打一丝不苟。

　　关恒五兄弟运营的账号“蹦山咔拉咔”是较早形成村娱粉丝团雏形的账号。其账号旗下的十个粉丝群目前已经满员。购物平台上，印着他们卡通形象的周边产品及真人照片周边也已上线。就连他们有一次在机场转机时，也有粉丝前来“接机”。

　　23岁的小鹿是五兄弟的270多万个粉丝之一，有人叫她“赛博站姐”。她曾耗费两小时从蹦山咔拉咔直播间里截取了六七百张图，选一张修成高清图，发在社交媒体上。小鹿说，早期蹦山咔拉咔经常在漏雨的棚里淋着雨拍摄，她看着直播红了眼眶；喜欢关恒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和自己有相似的经历，这种喜爱像一种“情感寄托”：“希望努力生活的人能被更多人看到。”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这股潮流催生的不只是表演者，越来越多的“本土偶像”走向台前。2025年10月份，云南昭通“滇疯舞团”正是受到云南BIGBANG的启发，选择了在苹果园里唱跳，意外收获大量关注。“滇疯”既代表云南简称，又寓意活泼开朗与“巅峰”期许。网友根据穿搭为她们取名为头巾妹、格子妹等。

　　团队里有六个人，四个是零零后，年龄最大的青霞刚满30岁。大家因热爱舞蹈而聚在一起。

　　团队成员中的小粉今年27岁，之前在当地小酒吧做过驻唱。她告诉《新民周刊》，她们的拍摄场所是昭通市郊一片苹果园，由于没有专业舞蹈室，她们就在家中或借用教室排练；音响靠朋友手持，摄影也由朋友义务帮忙。一周更新一条，全开麦真唱、自学韩语歌词，将家乡特产与风景融入舞蹈动作。

　　村娱的蓬勃发展，也让一些地方敏锐地捕捉到了文化赋能的契机。云南文旅部门将关恒团队纳入“乡村网红培育计划”，并授予旅游推广大使聘书。泸县则将农民演艺与特色节庆相结合，桂圆采摘节、油菜花节等活动年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

　　村娱不仅成为乡村年轻人的一种职业选择，更成为连接乡土与外部世界的桥梁。

热闹背后，看不见的危机

　　登上村娱舞台的人，无外乎为热爱、为梦想，也为生计。

　　在兰希看来，村娱为她们提供了就业路径。以前在深圳闯荡，想要从事文艺工作，门槛极高，也难有出头的一天。现在，即便是农村的广场、田埂甚至自家院子，都可以成为舞台。“农村孩子没别的，就是实在。在台上摔了赶紧爬起来继续唱，话筒没声了就扯着嗓子喊。”

　　收入方面，兰希透露，淡季每场约800元，旺季可达1500元。旺季集中在年前后、正月、五一、国庆等节庆时段，一个月能挣两三万元，“但很辛苦，从早到晚在奔波”。去年她在重庆寿宴唱三首歌得1500元，单场最高3500元，“但赶路赶得非常辛苦”。

　　而“滇疯舞团”成立七个多月还没有接商演：“全部都是为爱发电。”成员们有的靠家里支持，有的打零工维持生活。“如果有公益活动或者助农推广，我们非常乐意免费去做。等以后有了原创歌曲，可能会考虑商业演出。”

上图：“滇疯舞团”。

　　谈及未来，她们想通过直播帮当地推广农产品。希望更多人看到云南昭通。小粉坦言，家里人起初担心她们被网友议论，但看到评论区大多是鼓励和支持，逐渐放下了戒备心。“网友评价都很正面，这是我们坚持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值得关注的是，田埂上的演出愈发火热，但被掌声掩盖的隐患也在滋长。

　　2024年山西阳泉看戏凉棚被大风刮倒，9人受伤；同年浙江丽水戏台楼梯垮塌，1人脚部受伤；2025年8月，四川绵竹啤酒节现场，狂风导致临时舞台桁架轰然倒塌，造成2死3重伤。乡村演出场地简陋、搭建缺乏规范、安全意识薄弱、从业者缺乏保险保障等问题交织，值得重视。

　　版权困境同样突出。无论是“云南BIGBANG”模仿韩团，还是“土NE1”翻唱《Fire》，都涉及未经授权使用。北京律师林道远指出，根据《著作权法》，公开表演他人作品需取得许可并支付报酬。农村小型演出可能侥幸被忽略，但随着村娱影响力扩大，一旦形成商业规模，权利人追索几乎必然。

　　事实上，音乐作品著作权纠纷的先例提示着村娱从业者：从韩团音乐到流行歌曲翻唱，用于商业演出，每一首都可能“踩雷”。

　　村娱真正迷人的地方，从来不是流量本身，而是那些在平凡土壤里倔强开出花来的热爱与坚持。当舞台灯光照亮年轻的脸庞，我们仍需思考：如何让文化表达的热土，也成为安全的乐土、法治的良土？记者｜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