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影响深远。尤其是秦构建的“大一统”核心价值体系及制度框架，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精神根基，也为“何以中国”写下了厚重而深刻的答案。

　　近日，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五展——“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在上博东馆隆重启幕。本次展览由上海市文物局、甘肃省文物局、陕西省文物局共同指导，上海博物馆携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同主办，汇集来自甘肃、陕西及上海14家考古文博机构，共计328套510件文物。以考古实证为骨、文明脉络为魂，全景还原秦人从甘肃东部的边陲部族到一统华夏的壮阔征程，解码秦人坚守礼制、开放包容、矢志东进的精神内核，为公众呈现一场跨越近千年的文物视觉盛宴。从迄今为止发现的实物中对“秦”最早的文字记载的“秦人卜甲”，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出土的金饰片、战国西戎贵族的“豪华座驾”，到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战袍武士俑”，以及上博所藏“商鞅三器”——商鞅方升、 商鞅铍、商鞅戟这些极具标志性的秦文化相关文物系统呈现了秦从西周附庸到建立大一统国家的恢弘历程。

战国西戎贵族的“ 豪华座驾”

　　“秦人的成功并非偶然，也非一日之功。支撑这一切的，是务实、包容、坚韧、创新的精神品格。”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坦言，“这也正是我们持续举办‘何以中国’系列大展的初衷——通过对考古成果的系统呈现，回答‘我们从哪里来’这一根本性问题，让我们在文物面前，理解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深厚底蕴与磅礴力量。”对此，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王润录表示，此次特展走进上海，是陕沪两地共同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亦是推动文化遗产活起来、走出去的具体举措。愿此次特展激励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坚定文化自信，共赴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诚如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庞雅妮所说的那样：“希望本次展览能够更好地让公众近距离感受秦文化的魅力，也借由此平台更好地推动秦文化考古与历史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提供更多鲜活的实物佐证。”

　　追溯起源

　　在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进程中，秦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国家，有着开天辟地、承前启后的里程碑意义。经过数百年砥砺奋进，秦从附庸崛起，一统华夏，开创制度、整合文化、完善治理，奠定了中华文明大一统基本格局。秦所开创的制度框架、治理模式与文明范式，深刻塑造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文明与社会形态。

　　正如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媛所介绍的那样：“这些年关于秦的展览其实不少，大家提到秦，首先想到的往往还是秦始皇、兵马俑、帝陵等秦大一统之后的文化遗存和历史形象。而上博的这次展览将更聚焦秦大一统之前的历史面貌。相比结果，更关注秦究竟如何从西部一隅的诸侯国家，一路筚路蓝缕，最终走向统一的过程，去探究‘何以为秦’。”

　　的确，对秦文明的探索，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回答“何以中国”的关键一环。尤其是近年来，甘肃、陕西两省秦文化考古硕果频出。本次展览恰是依托甘肃清水李崖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以及陕西秦公一号大墓、秦始皇帝陵园遗址等重大考古成果，以文物呈现秦人从部族崛起、立国图强，到融汇文化、同一制度的大一统之路。

　　展览第一部分为“秦·人”篇，聚焦甘肃东部秦人溯源及其族群发展的历程。其实学术界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关于秦人源起的争论。据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侯红伟介绍，有关秦人、秦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东来说”和“西来说”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持“东来说”的学者认为秦人“来自东夷”，后来才西迁到甘肃，持“西来说”的学者认为秦人本是陇右的土著，或者说是西戎的一支。

　　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成立课题组，启动了早期秦文化考古研究项目，对秦人来源开展了深入探索，并取得不少成果。考古发现表明，秦人源自东方，西周时期西迁到甘肃东部，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戎人及“周余民”，族群逐渐兴盛壮大。“甘肃天水清水县李崖遗址为秦人‘东来说’提供了实物证据。”侯红伟介绍道，李崖遗址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秦文化遗存，该遗址发现了60多座秦文化墓葬，年代主要集中在西周早中期。“从其墓葬形制、腰坑殉狗的葬俗以及随葬陶器中的方唇分裆陶鬲、倒三角纹陶簋等器物类型，都显示其保留了明显的商文化特征。”而这些带有浓厚的商文化特征的文物，恰恰印证秦人源自东方。展览中，在呈现清水李崖遗址器物时，上博策展团队在展陈设计中加入创新和巧思，利用手绘和镜像折射，从不同视角看到墓葬出土时场景，在呈现器物的同时也让观众直观看到直肢葬、腰坑殉狗的葬俗和墓葬形制。

　　除此之外，礼县西山遗址西周晚期秦贵族墓出土青铜礼器及玉器，反映了秦人学习中原礼制的早期面貌；宁县石家墓地出土器物，展现秦人吸纳“周余民”，融汇周、戎文化的历史进程。

　　崛起之路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受封为诸侯，秦国立国，这是秦国走向大一统历程中的关键一步。在展览的第二部分“秦·国”篇中，恰呈现秦国立国及其东进图强的发展历程。上博不仅展出了其馆藏的大堡子山出土的秦公鼎、秦公簋等青铜重器，也向甘肃省博物馆借展到法国返还的大堡子山金饰片，展出了甘肃礼县博物馆藏成套的乐器组合。特别是通过展现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雍城遗址等考古发现，勾勒了秦人“矢志东进”的崛起之路。

　　据考证，秦国建国之初，都城“西犬丘”位于今天甘肃省礼县境内。礼县大堡子山墓地为秦人最早的西垂陵区，其出土青铜器铸造工艺与铭文演变反映了秦人吸纳周文化、革新生产方式的历史进程。据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媛介绍，大堡子山遗址曾先后出土了多件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鼎和青铜簋，乐器坑中还出土了成套的青铜镈、青铜钟及石磬。这些器物不仅彰显了秦人对中原礼乐文明的传承，也再现了秦国祭祀礼仪的恢弘气象。而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园遗址出土的鸷鸟形金饰片等黄金器物，融合中原纹样与草原工艺，体现出秦国早期多元审美与工艺水准。

青铜钟

　　另有一辆造型别致的“蟠龙纹铜车形器”。只见这件器物造型独特、小巧精致，高8.8厘米，长15.0厘米，像一辆微缩版的四轮铜车。尤为独特的是器身上有各种动物型装饰，顶部四角装饰有四只可以转动的小鸟，具有锁扣功能，只有将四只小鸟旋转到特定角度时，盖门才能打开。器身侧壁四角各装饰一只向上爬的老虎。器身顶部有两扇盖门还能开合，门上各有一钮，钮为熊形或人形。据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平介绍，这件车型器即出土于甘肃省礼县圆顶山遗址春秋中期秦贵族墓葬。至于该件器物有何功用？专家推测应是收纳首饰、化妆品的生活用具。器物的四轮形制，应是吸收了草原文化中四轮车的造型元素，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域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这件器物虽然小，但是它体现了秦人当时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正是因为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征，使得秦越来越强大，最终完成大一统的伟业。”李文平说。

 蟠龙纹铜车形器

　　秦国立国后不久，都城亦随之东迁。从西垂到雍城、咸阳，秦都东迁的脉络，正是秦人矢志向东、锐意进取的生动见证。陕西宝鸡太公庙出土秦公?上的铭文，体现出秦人的开拓进取精神。雍城宫殿与手工业作坊遗存，反映了秦国早期都城规划理念；秦公一号大墓规模宏大，墓中出土玉器体现出秦式玉器的风格特征；?祭制度逐步确立并发展，构建起秦国国家祭祀体系。

　　在一众展品中，秦公鼎无疑是最具盛名的，这是春秋早期青铜礼器，现分藏于上海博物馆与甘肃省博物馆，1994年出土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该鼎通高47厘米，口径42.3厘米，形制为立耳折沿、浅腹平底、兽首蹄足，颈部与腹部饰兽身交连纹，腹内壁铸有“秦公作铸用鼎”六字铭文。该鼎的形制与西周晚期函皇父鼎相似，铸造原料纯度较高。迄今为止，学界对墓主身份仍存在争议，主要观点集中于秦襄公与秦文公组合，二者墓葬规模超过同期晋国国君墓。

　　兼容并包

　　秦人戍守边陲，长期与戎人共生共融。作为展览一大亮点的“秦·融”篇，通过文物讲述秦与周边族群，秦与戎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以及反映由此形成的秦人包容、兼容并蓄的鲜明品格与性格底色。

　　在早期的秦文化里，秦和戎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脉络，也是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秦人在甘肃东部和当时的西戎族交错杂居，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一起产生交往交流和交融，在秦与戎的发展融合过程中，体现出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产生了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这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区域性的表现之一。其次，秦人在甘肃地区完成了早期的发展，后来迁到关中平原，进而统一全国。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这就得益于早期在甘肃东部和戎族完成融合所奠定的稳定的大后方，才能支撑他完成全国统一大业。

　　宝鸡益门村春秋秦墓出土金柄铁剑，以复合工艺融合多元文化元素，是见证秦文化博采众长的珍贵实物；清水刘坪墓地出土虎形金箔饰片、鸟纹金饰片等器物，尽显草原文化奔放活力；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出土?金银铁矛、动物纹金带钩、车舆饰、交龙纹铜壶等器物，见证秦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共存。由此可见，秦人兼收商、周、戎文化养分，形成务实进取、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为一统天下奠定了文化根基。

　　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甘肃张家川马家塬遗址是目前中国已知等级最高的一处战国晚期西戎贵族墓地。生活在中原农耕区和草原游牧区交错地带的西戎人，对披金挂银的豪车情有独钟。该遗址发掘墓葬78座，出土69辆奢华“战国豪车”及车构件令人惊叹。

　　此次展览，上博团队将马家塬遗址出土的一辆战国晚期的马车复制件，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搬到了上博展厅，观众将能在上海一睹战国西戎贵族的“豪华座驾”，其精致与奢华程度令人惊叹：从车衡、车轭、车?、车轴到车舆、车轮均被各类材质的装饰所覆盖，光纹饰就有忍冬纹、卷云纹、回纹、城堞纹、三角纹、“S”纹等，动物造型的饰件有大雁、卧羊、狼等，它们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正如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马家塬遗址考古项目领队谢焱所说的那样：“这辆车通体用各种贵重材质进行装饰，覆盖率达90%，整个车体外观几乎看不到一处木质部分。而从出土文物的制作工艺、技术和包含的文化因素来看，有着浓厚的欧亚草原、西亚、波斯、秦以及西戎土著等文化因素，仅这辆车就已体现了先秦饰件中西多元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情境。”

战国晚期的马车复制件

　　春秋金柄铁剑也是本次展览一大亮点。这是一把春秋时期秦国贵族佩剑，1992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渭滨区神农镇益门堡村，现藏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剑通长37.8厘米，铁质剑身长25厘米、宽4厘米，黄金剑柄长12.8厘米，重350克。剑柄采用镂空铸造，装饰蟠虺纹、兽面纹及勾云纹、细珠纹，镶嵌绿松石与彩色料珠，格部配7枚金泡装饰。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曾称赞其“精美绚丽,深感神奇,叹为观止”。

　　事实上，此剑并无太大实用价值，而是炫耀墓主人身份地位的“佩饰”。其黄金剑柄采用镂空铸造，两面纹饰完全一致，无丝毫偏差。主题纹饰为阴线纹勾勒的蟠虺纹，相互缠绕，辅以勾云纹、细珠纹作衬。首端排列三组相扣的蟠虺纹，柄茎两侧有五个方齿对称中带错落。剑格处的兽面纹“眼睛”部位镶嵌碧绿绿松石，剑柄还镶嵌有绿松石和料器饰件。而金柄与铁质剑茎通过分制卯合工艺结合，以铆钉接合，铁茎插入金柄，严丝合缝。这一工艺解决了黄金与铁熔点悬殊、难以一体铸造的技术难题，历经两千多年未松动，体现了当时顶尖的金属加工水平。而剑身采用铁质在春秋时期堪称“突破性创新”，证明秦国当时已掌握先进冶铁技术与金属加工工艺，而这些技术正是秦国后来崛起的重要基础。此剑为研究先秦金属工艺及秦国物质文化提供重要实物，反映春秋时期工具技术发展水平。

　　统一大业

　　秦创立的大一统制度，深刻影响此后两千余年中国政治文明走向，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基石。在展览的“秦·同”篇，聚焦秦统一的制度创举。秦始皇帝陵园遗址出土的兵马俑、青铜水禽、排水管道等器物，体现了秦代工艺水平及都城规划智慧；秦代官印、诏版、铜权等文物，是其制度一统的珍贵物证；半两钱、标准化兵器，见证中央集权体制的高效运转。

　　兵马俑，即秦始皇陵兵马俑，亦简称秦兵马俑或秦俑，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批中国世界遗产“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陵以东1.5千米处的兵马俑坑内，是中国古代辉煌文明的一张金字名片，又被誉为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

　　秦兵马俑是以俑代人殉葬的典型，也是以俑代人殉葬的顶峰。秦俑之所以在规模、写实程度上达到如此的高度，除了工匠的智慧之外，还与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秦始皇的意志分不开。它逼真地反映了秦始皇征战六国，取得天下统一的军事场景，形态逼真的陶俑、威武严整的军阵向人们展示出古代东方文化的灿烂辉煌。与此同时，兵马俑的雕塑艺术精美，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集大成者。兵马俑的塑造，基本上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手法细腻、明快。每个陶俑的装束、神态都不一样。人物的发式就有许多种，手势也各不相同，面部的表情更是各有差异。从他们的装束、神情和手势就可以判断出是官还是兵，是步兵还是骑兵。总体而言，所有的秦俑面容中都流露出秦人独有的威严与从容，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

　　此次展出的还有甘肃省镇原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始皇帝二十六年诏版。这一枚巴掌大小的铜诏版，诉说着2000多年前的秦国治理智慧。它由青铜铸造，其上阴刻小篆五行40字，字迹清晰，诏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皇帝”指的是秦始皇，“黔首”意为百姓，“状”和“绾”则分别指代丞相隗状和王绾。据镇原县博物馆研究员王博文解释，诏文大意是：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兼并各诸侯国，百姓安居乐业，于是立称号为皇帝，并下诏给丞相隗状、王绾，要求将原来各国不一致的度量衡，用统一的标准明文规范起来。

　　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度量衡体系，这对当时社会的发展非常不利。“廿六年”，即公元前221年，正是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年。战火方熄，始皇便要求全国推行统一度量衡制度，足见他对此事的重视。为了使这一政策家喻户晓，他还命令将度量衡诏文铸刻在量、衡器上。这枚诏版是“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大国治理智慧的见证，为研究秦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秦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提供了翔实的物证。同时，其上书写工整、清晰标准的秦篆，也是研究秦代书法艺术的绝佳材料。

　　作为上海博物馆年度大展之一，“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的四大单元环环相扣、彼此呼应，观众置身任一展区皆能远眺其他篇章风貌，实现空间与历史的双重对话，在探索中完整读懂秦人溯源、立国共生到天下一统的文明长卷。与此同时，展览试图通过呈现秦的文化特质，探讨秦由弱变强，最终一统天下的根源所在。看完展览，走出展厅，人们心中或许会留下这样的答案：是秦人坚韧务实、兼容并蓄，矢志东进，有制度坚守且重视精神建设，促使其最终成就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