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自己的故事

　　今年是贾植芳先生诞辰110周年，五六月间，陆续便有些文章开始预热。时间过去不少，我经常会想起他，不是一些滥调，而是他怎么样扎扎实实地度过自己的人生，包括艰难的时刻。

　　回忆如果详细写起来，就会有些长，我只拣简单明确的说两句。一件是先生对于友人和后学的眷念与提携。记得第一次翻阅贾先生的书，是在复旦图书馆里看到他的《劫后文存》，当时颇有些讶异，因为并没有看到很多的回忆的细节，集中收集的都是一些序跋文章，那时对这些并不理解，翻一翻也就放下了。直到后来，读了他的不少回忆文章，也听他说到，上了年纪的人，提携后辈，多少是一种责任，才明白他不惮烦地写这些序跋的部分原因；剩余的部分，大约就是对已故友人的深切怀念——这多少其实也是生者的责任。先生在晚年做这些在外人看来不太讨好的工作，其实有他一贯的思路。

上图：贾植芳先生一生都在身体力行“把人字写端正”。

　　再其次，就是先生在学术工作方面的贡献，时间过得已经略有些长了，不少年轻人对这些方面已经不清楚，说起来不但语焉不详，而且有时候还会有误解。现在看，因为贾先生前半生的回忆录《狱里狱外》过于流行，他在文学、翻译、学术、教育方面的工作，反而多多少少被遮蔽了。重新从整体方面看，文学创作和翻译多是他早期的工作，复出之后，他在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方面，都有巨大的贡献，有的甚至是开创性的贡献。这些方面是不容忽略的。

　　贾先生的学术工作，可以学生协助编的《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为代表。这里面的选文，概括了他在“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重新复兴方面的贡献。

　　前一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历史的原貌，让在“极左”年代被窄化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重新变得丰富起来。从他刚复出时编资料集，到牵头主持“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域外文学思潮与流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等项目，到后来牵头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等学科基本工具书，贯串的都是这一思想。这一方面的工作，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当时很多老先生都参与了这方面的工作，但即使在这个大背景下，贾先生的胸襟、眼光、目力和视野，依然有其突出的地方，如今回望，依然让人感到敬佩。例如，他最早推荐和主编了“现代都市文学丛书”，收录“新感觉派”和其他都市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当时还颇有争议的情况下，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这一方面的资料空白，在当时可谓领风气之先。又例如，他很早重视通俗文学方面的研究，写文章推荐，也推荐学生研究，范伯群先生后来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方面成为大家，与他的推荐和影响，就分不开关系。

　　至于“比较文学”方面的工作，这一学科在当时几乎处于灭绝状态，也是一些老先生把它重新恢复起来，贾先生则是推动这一学科复活的过程中很活跃的一员。当时一些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很活跃的专家，如孙景尧、谢天振、卢康华等等，都受到他的指导和影响。对于刚从“文革”时代的封闭社会中走出来的中国来说，方方面面都有交流和学习的必要，作为“比较文学”这一当时的前沿学科来说，贾先生提出的作为学科指导思想的“开放与交流”，对于学科发展来说更显必要，而且概括得甚是精当。

　　我看贾先生早年的作品，经常为他感到惋惜。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是那样一位有才情的“人生派”作家，颇得鲁迅的风骨，可惜的是时代太动荡，没有给他留下更多的创作空间。翻译方面，解放后他稍稍安定下来，直到受难前的短短五年多不到六年的时间，他就翻译了六本著作，笔力之勤，让人印象深刻。他自己的本业是社会学，解放前写过专著，后来从事文学研究，但本业也并没有全部放弃，复出后曾推荐专家翻译社会学研究方面的名著，而且，社会学方面的思维方式，恐怕也延伸到他的创作和研究中——他笔下的人物，寥寥几笔就很生动；判断很多现象，能深入到肌理——与他早年的学科训练也许不是没有关系……

　　贾先生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就不用说了，从第一代弟子章培恒、范伯群、曾华鹏、潘富恩、施昌东，到复出后的第二批弟子陈思和、李辉、孙乃修，以及第三代的我们一大群，贾先生门下出了不少精英学者，不少都是业内的翘楚，他在教育方面的贡献，不应该被遗忘，也值得我们骄傲。

上图：王为松（右二）、陈志敏（左一）、赵柱（右一）、贾英（左二）共同为在上海社会科学馆的“贾植芳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展”揭幕。

　　贾先生的朋友三教九流，“七月派”的密友以及其他左翼作家外，还珠楼主、邵洵美、余上沅、陈衡粹、陈从周……这些派别不一、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物，都是他的朋友，他可没有后来一些自居的“英雄”们的小心眼、狭隘气……乃至鲁迅批评的“行帮习气”“妇姑勃谿”，在他这里连影儿都没有。

　　贾先生有时会有些峻急——我见到的时候并不多，但后来发现，他峻急的方面，有其道理。我自己不爱关心别人的事，但生活的时间长了，也发现社会上的确会有那么一些坏现象，不应轻易原谅。这不是说“要记仇”之类，而是近于过去的格言“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的意思。

　　我过去几乎不大看电视，现在偶尔会看一下电视，以为消遣，发现现在各种类型的影视剧都有，探险的、破案的、热血的、神魔的……通俗文艺的各种类型，现在都有。以贾先生的肚量，他应该不会反对，甚至会赞成，毕竟这也是丰富人民群众娱乐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有点奇怪的是，所有这些类型的故事中，独独少了知识分子自己的故事，或者说，正派的知识分子自己的故事。这是不应该的。其实，知识分子，包括贾先生那样的不那么“豪横”的普通知识分子，也有那么多的感人故事。他们在动荡年代的探索、他们在苦难年代的坚守，他们复出之后的兢兢业业、甘为人梯，他们对友朋的真挚，他们对后代的无私贡献，他们了不起的人格、宽阔的胸怀，哪一样不值得我们纪念？我们却很容易在时代的狂潮中，把这些最朴素却最珍贵的品质给忘记了。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就是纪念我们的先辈，他们有许多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敬仰，也是继续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的灯塔。撰稿｜刘志荣（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