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辛：岁月随笔， 以人生映照共和国历程

　　77岁的叶辛仍在创作，长篇小说，题材仍直击当代社会痛点。

　　金秋将至时节，接受《新民周刊》独家专访之际，作家叶辛透露，在继《魂殇》《婚殇》《恋殇》之后，自己新近完成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孕殇》。看来，“殇”系列不仅仅三部曲。近年来对当代都市女性题材的关注，在叶辛看来，是他回馈家乡上海之作。而在创作这些长篇小说之余，在2026年上海书展上，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申光计划”丛书第三辑《一叶知味——叶辛岁月随笔集》首发。

　　8月16日，在新书首发仪式现场，叶辛在发言时说道：“这本书最初的设想是为我撰写一部传记。我呢由于有个特殊情况，最终使得这本‘传记’以岁月随笔集的方式呈现了。”叶辛所说的“特殊情况”，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亦即他因文学创作出名以后，接到许多约稿。从上海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到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都请他来写。各家报刊都有各家的题材定位。比如给《儿童时代》写了《顽童变成小书迷》，而定位于少年、青年的报刊也得到了叶辛应约所作反映自己少年、青年生活的随笔。加之离开插队落户的山乡，先后到贵阳、上海工作后所写有关插队时光的回忆，在贵阳、上海的生活，连缀起来，就成了一部带有极其强烈的叶辛本人文风的另类传记。如果说“申光计划”之《从草根教师到人民教育家——于漪传》《大爱交响——曹鹏传》《报人本色：周瑞金传》如一幅幅浓墨重彩的写实主义布面油画，则《一叶知味》读来却如一幅纸面油画，既有油画的纹理，又似乎让人感受到一种轻松感。即便是对知青岁月的着墨，也能看出大时代背景下贵州山乡的一片安宁。比如在《插队落户的时候》中，叶辛写道当地山民所称“烂泥篮水库”：“我喜欢去那儿，则纯粹因为那里的风光很美、很静、很安宁。远离尘世的喧嚣。水波中映着群山，树林里雀鸟的啼鸣，风声里拂来潮润的气息。让我平生出很多很多关于生活、关于小说的想象……”

　　整本书读下来，亦感受到这是叶辛的人生，也是共和国一路摸索、发展的历程。

叶辛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摄影：吴轶君

写小说的人

　　在上海书展现场，学林出版社总编辑尹利欣提到，在《一叶知味》编辑校对过程中，编辑通过人工智能（AI）发现了一些措辞不“规范”的情况。“比如叶辛老师用‘山挨着山’，而AI校对建议改为‘山靠着山’。”尹利欣说，“到底用哪个？编辑、校对团队同叶辛老师商量下来，最终充分尊重叶辛老师的用法，还是‘山挨着山’。”

　　在与记者提及这些校对工作时，叶辛直言，自己是写小说的人。“小说不同于报纸上的消息、通讯等白话文章。其实我用‘山挨着山’，就是贵州民间的说法。在小说里，我可以想象一个人物是贵州人，说的就是西南官话。如果这个人物脱口而出21世纪的标准普通话，那就不真实了。”叶辛曾经在接受某电视媒体采访时直言，小说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所用的语言该是一种艺术的语言，或者说个性化的语言，是从生活语言演变而来的，该有独特的生动性。“以西南官话来说，四川、贵州、云南，甚至湖南、湖北的一部分都说。我统计过，有大约三亿人在说那样的话。不能说这种语言没有普遍性！”叶辛还向记者举例，在写有关贵州题材的小说时，提及“转弯”，如果自己写“转弯”，来自全国的读者当然能够看懂行文内容，但贵州人却不说“转弯”，而说“打转转”。如果行文中写成“打转转”，贵州人看罢会心一笑，而更多的读者会从这些信息中读到作家所写人物是个贵州人。

　　对于当年插队在山乡的叶辛来说，每天劳作之余的时光，那自己挤出的写作时光里，所能面对的每每只有蓝天白云，顶多会有一头牛——在《放牛的日子》里叶辛写道：“周围是那样的静谧而又安宁，生活是那样的清贫却又平静。而时光的流逝，几乎可以慢得用手触摸到。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想通了很多很多平凡的有时又是深奥的道理，这样的思考使我能豁达而平和地对待人生，对待世间的矛盾和纷争，这样的思考也使得我后来坚持不懈地拿起笔来写下最初的一些小说……”

叶辛插队时期留影。

　　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是否一时掌握尽可能多的资料为好，从叶辛当年的创作能够看出,并非如此。而就创作环境来说，《一叶知味》中提及当年他先是将搓衣板放在膝盖上充作“书桌”，有时候就坐在空地的一块石头上，提笔创作。曾有村里的老农提醒他，村寨外山头上的一所破庙曾经做过小学校，里面有桌椅板凳，于是叶辛就前往探看，发现破庙里确实有学生上课所用、遗留下来的小书桌，但那凳子却不是木头而是泥糊的。但他觉得这里既能遮风挡雨，又有现成的书桌，且相当清净，于是将破庙当书房。上海的同学知道他在写小说，寄来稿纸，质量比在贵阳买到的好。但无论是收到上海的稿纸，还是自己大老远从贵阳买回山寨的稿纸，叶辛轻易都不舍得用。他将小说写在同学来信的背面。

　　1974年，叶辛被叫到上海去修改长篇小说《岩鹰》，住在出版社的作者宿舍。隔壁宿舍正在改《矿山风云》的李学诗看当时叶辛的模样，稚气未脱，就鼓励他写作些儿童文学作品。当时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余鹤仙在看望李学诗之际，也鼓励叶辛写儿童文学。多次受到鼓励之下，叶辛心想，其实自己在1973年秋凉时节、农闲之际已经写了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高高的苗岭》。于是他要了100张稿纸，将原本写在信件背面的小说誊抄了一遍，送到少年儿童出版社。

　　尽管是一部虚构作品，但许多情节却又是来源于亲耳所闻。1970年，叶辛曾到黄平县谷陇镇岩英村参与湘黔铁路黄平段的建设。一度，这些参加铁路建设的知青晚上就在露天的帐篷里休息。后来总算借住到苗族老乡家里。在寒冬腊月的晚上，苗家老人陪着叶辛在火塘边摆龙门阵，其中就讲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剿灭残存的土匪，解放军有针对性地组建精锐“飞行小组”，成员轻装、机动性高，当然枪法也准。有一次，一个“飞行小组”的战士负伤，并受到土匪追赶。幸亏当地苗家出头保护他，让他躲进山洞，给他送吃的、喝的，还给他采草药，才把他救了。这段故事成为叶辛创作《高高的苗岭》之缘起。

　　但对于一个白天凿炮眼、炸山、搬石块，或者在公社地头忙活，晚间或者其他空余时间写小说的知识青年而言，这小说如何成功出版，确实是难上加难之事。退稿倒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在叶辛插队落户的砂锅寨，他几乎每天要与乡邮员小丁打交道。他对小丁的工作规律摸得很清：每天上午9点，小丁从邮电所骑自行车赶到五里地外的久长火车站，去接9时01分路过久长的火车，把邮件卸下来，又骑自行车回邮电所，将挂号信、汇款、平信、报纸、邮包等分门别类地装好，再下乡送信。砂锅寨是小丁每日送信的最后一站。从小丁这儿悄悄接到退稿，当然会心有不甘。而如今叶辛仍然记得，最初的投稿是经小丁之手寄出的，第一封由出版社写来约自己回上海改稿的信也是小丁送来。

叶辛（右二）与知青小伙伴合影。

　　为了写小说，叶辛能痴狂到什么程度？有推举他读中专的机会，读一到两年就能分到水电站，而彼时叶辛的妻子王淑君已经在猫跳河中寨六级电站工作，这是多好的团圆机会。可为了写小说，叶辛终究放弃了在旁人看来“这么好的机会”。也有去师范学校就读的机会，正在村小做代课教师的叶辛也不愿意去，原因在于教书之余他有时间写小说。在当时来说，无论是进电站工作的机会，还是成为有编制的教师，都等于捧上了月月开工资的饭碗。而写小说，哪怕发表了，也是没有稿费的。生活来源，还得靠干农活挣工分，或是代课教师抵工分……

　　直到1979年调入贵州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30岁的叶辛才领到人生第一笔工资。而后开始，即便按月领工资，但他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笔耕不辍至今。随着科技进步，叶辛也开始“换笔”，用电脑写作。直至近年创作《魂殇》《婚殇》《恋殇》，以及他自称在这三部“殇”系列小说间斜刺里插入的一部小说《晚秋情事》。

　　为什么要写《晚秋情事》？叶辛曾在2023年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称：“我花了心思，也确实有创作的冲动。不然，不会停下手头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对作家来说，总是首先要被自己所写的题材触动，才会有创作的火苗。”目前看，《孕殇》正在创作中——连续不断地推出新作，可见叶辛的小说创作正值又一个旺盛期！

参加湘黔铁路建设时的叶辛。

上海情结与知青情结

　　在《一叶知味》中，叶辛提及自己调回上海工作的一大原因，在于当时已经75岁的母亲患有白内障，逐渐看不清事物，需要照顾。但他也向记者坦言：“所有在上海长大的人，对上海都有一种很特殊的眷恋！”

　　叶辛所说“所有”，当然就不仅仅包括他自己。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叶辛曾任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记得20世纪80年代从贵州到北京开会，会毕，贵州全国人大代表叶辛得到了一个“福利”，可以搭上海代表团的包机返沪。坐在飞机上，他看到来自全国不少地方的人大代表搭上海团飞机返沪。“他们跟我类似，都生长在上海，后来由于考学、插队、参军等原因留在外地工作。而当时上海代表团连带工作人员等等完全坐不满一架飞机，我们乘坐上海团的包机，能够将我们的机票钱算进上海团包机，其实总体上节约了经费。而我们也有机会回到上海家中探望老人。”

　　话分两头，叶辛自贵州《山花》主编任上调回上海工作，此后几乎每年都要回贵州住上一段时间。在2026年上海书展开幕之前的盛夏时节，叶辛正小住贵州，居于民宿，还曾回到插队过的砂锅寨——参加长桌宴，吃老乡们专门做的土豆炖饭。“贵州也有我眷恋的地方。”叶辛说，眷恋上海，与眷恋贵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哪怕单说眷恋贵州，也分为对砂锅寨的回忆，以及对省城贵阳的一种情结。抗战时期叶辛的母亲逃难时曾途经贵阳，记得贵阳只有一条街。叶辛就曾注意到茅盾先生《贵阳巡礼》中的相关记述，而他在贵阳居住了六七年后，写了《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家庭的阴影》《炫目的云彩》等表现贵阳生活的作品。

　　如今回想自己举家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学校里，自己孩子的作文被老师打了低分！为什么？原因在于儿子写了一段有关山的内容，而老师称“上海哪里有山”，认为这篇作文不真实。实际上，这篇作文恰恰是生于贵州、长于贵州的儿子的真实感受。叶辛与老师沟通，请老师理解一个刚从贵州跟随父母回到上海的小孩会有怎样的心理波动。这与叶辛自己十六七岁就与妹妹一同到贵州插队，有心理上的共通之处！

　　叶辛提到，当政策上允许上海家庭有知青在外的可回去一名子女时，自己与妹妹商量，决定由妹妹回去。其中有各种原因，比如叶辛放不下手头的教书工作与写作，加之妹妹的同学、已经成为叶辛夫人的王淑君已经在猫跳河中寨六级电站工作。回沪的妹妹先是分配到街道工厂生产组，后又有机会去造船厂工作。如今也已经有了孙辈。然而，上山下乡的一代人，并不是人人都有一份还算幸运的结果。叶辛笔下，《蹉跎岁月》里出身不好的知青柯碧舟，与军人干部家庭出身的杜见春之间的恋情，本身是一代知青的时代之问。从《蹉跎岁月》出版，到1982年电视剧《蹉跎岁月》播出引发强烈反响：青年男女相处一起也总要产生爱情的。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究竟以什么为爱情的标准？

　　《孽债》的创作，也有故事。一次去昆明出差，叶辛听闻在西双版纳的一条街上，有位从北京来旅游的女子，始终在屋檐下徘徊，喃喃自语着后悔与懊恼。而后发现这是位知青，在回城时离了婚，遗留下一个孩子给自己的前夫抚养。而回到北京后再度结婚却一直没有孩子。回到版纳找寻，却怎么都找不到她日思夜想的儿子。因何最终小说写的却是上海与西双版纳的故事？

　　这当然也与从上海前往云南的知青很多有关。“上海是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西双版纳是干湿两季的山地气候。上海众多的人口和拥挤的住房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而西双版纳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幢宽敞的庭院围抱的干栏式竹楼。”除了环境、建筑等等的反差以外，海纳百川的上海人，与版纳由偏远蛮荒、瘴疠之区演变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这一百年史，种种对比，都能为小说增色。当然，最为关键的还在于叶辛本人写到的“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结婚、离婚手续简单，恰巧当年的知青和傣族女子由于差异的巨大而更为相互吸引，在插队岁月中有过恋情、爱情和婚姻的双方，到了大返城时，知青的离异也就更多一些”。

　　小说中，像美霞这样的小姑娘初到上海，会寻找怎样的父亲？叶辛说，安排美霞的父亲沈若尘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是杂志社一个能干的编辑，回到上海后又成家、生子……总之，他是回到了一个貌似正常的上海社会环境、家庭。这当然是一代上海知青中大多数人——无论他们在塞北还是南国，睡梦中曾经梦到过的生活。可叶辛又抽丝剥茧，将知青岁月中的往事，通过几个孩子到上海寻亲串联起来。“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当电视剧播出时，这句话也依然如小说般充满了人性的张力。

当年叶辛（左）探望巴金。

好人叶辛

　　除了在中国作协、上海市作协、文联担任职务以外，叶辛还曾担任过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担任文学所所长期间，叶辛也曾撰写科研论文。然而，当记者问及此，叶辛首先提及的是在所长任上，“我主要是当所长”。叶辛说：“我主要是两个语言：一个是‘大哥、二哥、麻子哥’，还有一个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什么意思？就是你研究古典文学的，你不要说人家研究外国文学的不好；你研究外国文学的，你不要说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好；你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也不要说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没用。”叶辛站在所长这样一个管理者、服务者的角度，用从贵州村寨得到的人生经验，平实又富有生活气息的语句，将文学所的氛围调和到相当兴旺的状态。

　　当时，叶辛告诉文学所的同事，“有作为才会有地位”，同事间互相抬举，互相帮衬，出了成绩，才能受到重视。

　　叶辛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经历了国家一路的成长、发展。少年时代，在徐汇中学读书时，他的同学中有富家子，也有当时附近南平民村、北平民村的城市贫民子弟。他也跟要好同学去过那毛毡搭棚的居所。因此，当读到一些中外文学著作时，少年叶辛会感同身受那悲天悯人的情怀。

　　也正因此，在回到上海后，他不忘贵州。近日，叶辛在贵阳筑城广场路边音乐会上曾动情地讲道：“我的籍贯是上海，可我的青春，我的情怀，我的人生之路，我的牵挂，很大一部分在贵州。我是上海人，也是地道的贵州人、贵阳人。”对外推广贵阳路边音乐会，包括在惠水县好花红村参与文化公益项目叶辛好花红书院，都展现出他的乐于助人。

　　在回答记者参加有关“申光计划”丛书之际为何采用“岁月随笔”的方式时，他也讲到，因为几年前后辈作家林影曾在多次采访他之后，写了一本《叶辛传》，并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希望不要重复出本人传记作品，其实颇有提携后辈之意……

链接：叶辛小传

　　1949年10月生于上海。于1969年早春去贵州山乡插队（1969.3.31—1979.10.31），在贵州省作家协会工作近11年（1979.10.31—1990.8.31），其间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山花》杂志主编。

　　1990年回到上海。曾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1977年发表《高高的苗岭》。此后笔耕不辍，多次获全国大奖。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恐怖的飓风》《三年五载》《华都》等。出版文集《叶辛代表作系列》3卷本、《当代名家精品》6卷本、《叶辛文集》10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集》7卷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