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是明日之星? 听听不同年代的艺考故事
每逢年末新岁之交,北京的蓟门桥,或是上海的华山路,总会被黑压压的人群与长枪短炮的镜头围得水泄不通——那是全国高等艺术院校艺术专业开考的时节,镜头扫过之处,青春靓丽的少男少女们,巧笑倩兮,心里慌兮兮,而媒体记者们都在猜:谁会是明日之星?
其实,即使是最讲求颜值的表演系、播音主持系,也未必只看颜值。翻开北京电影学院、上海戏剧学院的艺考历史,你会发现,每个考中的人,打动考官的原因都各不相同:有人自认相貌平平,动人的是一瞬间的真实反应;有人一心想读理科、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却因为“像一张白纸”被考官硬生生从其他大学“截胡”;有人在百货大厦卖童鞋,因为超龄半岁差点连准考证都拿不到,却因为不远千里而来获得同情分;也有人凭借对一抹绿植的细微观察,从成千上万个号码牌里杀出重围……
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带戏选苗”、破格录取,到世纪之交对社会青年的包容,再到千禧年后兼顾文化底蕴与标准化选拔的现代艺考制度——半个多世纪以来,艺考不仅是一部中国艺术教育审美的流变史,更折射出大时代下普通人与艺术结缘的漫漫心路。
曹翠芬的考题:
草丛里蹿出一条蛇
上图: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曹翠芬(左二)饰演二太太。
上世纪60年代初,新中国的高等电影教育尚在摸索起步阶段。1960年,16岁的女孩曹翠芬,懵懵懂懂地撞进了考场。
后来以主演《上海一家人》闻名全国的曹翠芬,本是上海人,六七岁时随父母从上海迁居北京。父母都是文艺爱好者,家中常有书画戏剧的气息,耳濡目染之下,女孩渐渐迷上了看戏看电影。初中毕业那年,听说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招收预科班,曹翠芬心里的种子破了土。
“那会儿我自个儿也不知道我能在这方面有什么发展,就是喜欢而已。”60余年后,耄耋之年的曹翠芬回忆起当年赴考的心境,依然记忆犹新,“那会儿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条件并不好。虽然五官还算端正,没有歪鼻子歪眼儿,但是作为演员来讲,老天爷并没有给你一个非常漂亮的脸蛋。”
外形在同龄女孩中并不出挑,初出茅庐的曹翠芬凭什么脱颖而出?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演戏需要的内在条件我还是具备的。”曹翠芬说,“我比较容易相信规定情境。你提供给我一个环境,我能相信,然后我也有欲望去表演。我觉得这还是做演员比较重要的条件。”
那一年北电预科班的考场上,考官给她出了一道很生活化的小品题:到公园去玩,一条蛇突然蹿出来。
对于绝大多数未经世事的年轻考生来说,面对这类突发险情的小品,下意识的反应往往是模式化的:大惊失色、失声尖叫、满场飞奔。但16岁的曹翠芬脑海里构建的却是一套严丝合缝的生活前情——
“我就想啊,我是怎么会发现这条蛇的呢?可能我在聚精会神干一件什么事——小女孩,可能正在把一朵喜欢的花、一片叶子摘下来,夹在书里头。然后隐约感觉到身边的青草堆里有什么东西在爬动,猛然发现是一条蛇……一下子就激动了。我小时候脸比较白,一激动就胀得通红,考官可能觉得我把害怕表现得挺真实的吧。”
考官们在长桌后看着这个因为恐惧而脸色通红的小姑娘,当即在打分表上做下了标记。曹翠芬顺利考入北电预科班,两年后直接升入本科。
本科毕业后,由于历史原因,电影厂停摆,文艺创作陷入停滞。曹翠芬和她的同班同学们,被送到了河北蔚县农村的老乡家里。这一去,就是整整四年的水稻插秧岁月。
直到1973年,曹翠芬才终于离开稻田,跨进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参演故事片《南征北战》。对于真正从心底认同表演的曹翠芬而言,生活给予的磨难,最终全变成了银幕前的塑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曹翠芬说,“在西北农村生活过你才知道,西北的妇女有吃苦耐劳的一面,但她们的情态和城市妇女完全不同。有个细节我观察了很久:西北妇女说话时,口型常常是‘O’型的。为什么?因为地广人稀,风沙大,人与人隔着几道山梁喊话,声音必须聚拢、必须大,口型自然张得圆。而像《上海一家人》里巧珍那样的棚户区妇女,就那么大点地方,一家人挤在一间屋,说话用得着喊吗?她可能就是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有什么委屈嚼碎了自己消化掉。”
后来,曹翠芬在银幕与荧屏上都迎来了大器晚成的爆发——在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她是表面吃斋念佛、背地里杀人诛心的二太太;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她是撑起一府家规的盛老太太,举手投足尽是百年世家的威严、隐忍与慈爱;在《庆余年》中,她又是历经风浪的范老夫人,面对孙儿离别,那一个微微颤抖的额头轻触,胜过千言万语。
理科男郭学鹏:
被《红楼梦》截胡
计划经济时代,艺术教育界有个词叫“带戏招生”。后来名震电视圈的金牌制片人郭学鹏,就是一个被考官强行从名牌大学里“截胡”出来的幸运儿——当然,当年他可觉得自己是个“倒霉蛋”。
上图:郭学鹏1963年进入上海戏剧学院时的入学照片。
1963年初夏,全国高考在即。上海向明中学的走廊里,高三学生郭学鹏手里正攥着模拟试卷。他是个典型的理工男,物理拔尖,化学次之,对文科毫无兴趣。不仅数理思维出众,郭学鹏身形挺拔,剑眉星目,还是学校篮球队的绝对主力。
高考前夕,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均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复旦大学的招老师甚至已经找到他,笃定地交代:“过两天通知就发了,你先来练球吧。”
郭学鹏在家里安心等着复旦发榜。然而几天后教导处递到他手里的,却是一张印着“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字样的录取通知书。
复旦被“截胡”了,郭学鹏懵了。“那年上海戏剧学院有两千个人报考,结果,居然招了我这个连志愿表都没填过的。”半个世纪后,郭学鹏提及此事,依然啼笑皆非。
这一切的源头,正是因为“带戏招生”:上戏那一届表演系本科班,早早定下了四年后的毕业大戏——排演《红楼梦》。戏比天大,全系的师资与教学全部要围绕这部大戏运转。然而,当两千名报考考生的初试、复试全部结束,考官们把名单往桌上一排,猛然发现一个大问题:30名拟录取的男女学生里,燕瘦环肥、工农兵商皆有,偏偏挑不出能担纲男一号“贾宝玉”的苗子。
眼看大戏的主角没有着落,上戏派出表演系的资深教师,分头下沉到上海各个全日制中学,去翻看应届毕业生的学籍档案。
在向明中学几百张证件照里,老师一眼相中了郭学鹏。他那张脸庞既有着知识分子的端正清秀,眉宇间还带着一股未经世事雕琢的少年稚气——恰是“贾宝玉”的好人选!
郭学鹏被叫到了教导处办公室。屋里坐着两位来自上戏的招生老师,目光像两把尺子,在他身上来回打量:“我们看你的照片,觉得不错,合适演某些角色。”
郭学鹏满满地意外:“不行吧,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从来没演过戏……”“话剧看过吗?”“没有。只看过电影。”“没关系。”老师大手一挥,“你表演一下……”“表演我不会啊!”“那朗诵一段吧。”“朗诵我也不会啊。”“那你唱首歌吧。”“我唱歌不行……”“不要紧,唱吧。”
郭学鹏只好无奈地唱了歌,结果出洋相了——“红旗飘飘军号响”,一开口,音起高了,两句一唱,就唱不下去了。招生老师却说:“没事,我们就是听听你音色。”
就这样,凭借一张照片和一句跑调的歌声,郭学鹏被上戏强行划归囊中。报到那天,郭学鹏跨进上戏校门,迎面碰上了当初去中学挑他的招考老师,他做了最后的挣扎:“老师,我根本不会演戏,而且我理工科好……”老师看着眼前这个满脸委屈的少年,笑得意味深长:“放心,我们上戏的老师,最喜欢的就是白纸。”
何谓“白纸”?在表演课老师眼里,没有沾染过业余剧团,没有经过应试技巧的虚假粉饰,老艺术家才能在这张宣纸上好好育才,绘出真正的精彩之作。
上图:郭学鹏与济公饰演者游本昌(右)合影。
入学后的第一年,郭学鹏可算是吃了苦头,他前后鼻音不分、平翘舌也不分。形体课练习压腿,篮球运动员的肌肉韧带紧绷僵硬。他倒也是“既来之则安之”,开始刻苦练习,无论是形体,还是台词。
最终,期末考试,郭学鹏台词3分,声乐3分,形体5分,表演居然也得了4分。表演课老师笑着对他说:“本来表演要给你5分的,怕你骄傲给了你4分。”
从上戏毕业后,郭学鹏因其高大俊朗的“正小生”形象,被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点名调走。进院不久,他就被推上了舞台中央——在童话剧《灰姑娘》中扮演白马王子。在那个文艺匮乏的年代,这个戏在全国巡演了一百多场,场场爆满。
30岁那年,郭学鹏觉得只当演员不够满足,他开始转向幕后发展。时逢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电视艺术,上海电视台筹拍电视剧《海啸》,到儿艺选角。郭学鹏主动请缨,问导演:“能不能让我进剧组从头跟到尾?我不要补贴,让我管群众演员、管服化道、管灯光都行,我想弄明白电视剧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
郭学鹏如饥似渴地吸收着镜头语言、现场调度与剧组运转的一切细节。后来,他正式调入电视台,先当编导,后成为制片主任。中国电视剧史上一连串如雷贯耳的名字背后,都站着这个当年的“理科男”——游本昌主演的现象级神剧《济公》、荣获金鹰奖的史诗剧《上海的早晨》、荣获德国柏林国际广播电视节大奖的《逆火》等等。郭学鹏也在“中国首届电视十佳制片”培训中被评为十佳电视制片之一。
王景春:
坐三天三夜的硬座去考试
90年代中期的中国,流行文化席卷大地,电视机与录像厅开始成为年轻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艺术院校的大门也逐渐面向全社会敞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来自新疆阿勒泰戈壁深处的待业青年,要想跨进上海戏剧学院的大门,依然要翻过千山万水。
1995年,绿皮火车在济南的站台上吐出一长串白汽,王景春背着行囊从车厢里挤了出来。在此之前,他已经在硬座熬了整整三天三夜。
那时的王景春,离“影帝”两个字有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他在新疆阿勒泰市百货大厦的鞋帽部当售货员,每日的工作是站在柜台后面,向顾客推销各种款式的童鞋。
上图:王景春凭借《警察日记》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
但王景春心里始终翻滚着一团火。少年时代,他最大的快乐就是每周两次到部队里看电影。张艺谋的《红高粱》让他第一次见识了电影的生命力;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他更是省吃俭用足足买票看了七遍。小学五年级,他就上过地方电视台的小品节目。“没别的,就是从小喜欢,骨子里喜欢,天注定。”
只是,远在新疆而想报考电影院校,并没有得到家人的看好,父亲希望他踏踏实实的,他就踏踏实实地去工作,过平常人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叫朗辰。他说:‘景春你应该去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学院,你有这个素质,完全可以考虑艺术学校。’我说:‘我不太懂,你教教我?’朗辰说:‘行,我可以教你,但我要先去内地拍个纪录片,等我回来。’”
这个名叫郎辰的导演,就这样成了王景春的启蒙老师。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1995年,王景春坐了三天三夜的硬座,从新疆到山东济南考区报名。但是因为超龄半岁,差点连名都没报上。不过,到了正式的考试环节,上戏的考官却非常喜欢他的表演。“那会儿演的是个小品,题目叫《动物园》,基本上是即兴发挥。”
终于,王景春被惜才的上戏作为“特招生”留下了,和陆毅、薛佳凝成了同学。
“刚到上海大概有两年多时间非常不适应,尤其不适应上海的饮食和气候。只有每周末去浙江路的新疆餐厅才能吃一顿饱饭,要么吃一块清炖羊肉一个拌面,要么吃一个抓饭一个拌面,吃得肚子圆圆的才回去。第一年在上海的时候,我要盖四条被子,毛巾被、军大衣全部盖上去才能睡觉。”很快,他把陆毅,还有比他大两届的学长廖凡,都带得爱上了羊肉手抓饭。
毕业后,陆毅很快凭借一部《永不瞑目》红遍大江南北,而王景春却在长达十余年的岁月里当着“配角专业户”。直到2013年,女导演宁瀛筹拍根据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郝万忠真实生平改编的现实主义电影《警察日记》,这部电影让王景春一举摘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桂冠。后来,王小帅导演的电影《地久天长》,又让他捧回了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银熊奖。
“双A”电影节影帝在手,王景春却说:“演员就是一个职业。”他不介意饰演小角色:“我让自己别停下来,一切的合作都是机缘巧合,停下来就会慢慢变得生疏。”
张冉:
一抹绿意,让浪漫照进现实
步入千禧年后,当年的“截胡”故事与“破格录取”传奇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规范化、程序化的现代艺考——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相比,艺考之“卷”也不遑多让。
曾经手握12张“文考证”的艺考生张冉告诉记者,当年自己和身边的同学一样,都做好了周密的艺考计划——生怕自己考不上,只要是个中等以上的学校,都会去试一试——密密麻麻的考试“通告”上,哪个学校哪天初试,在哪个城市的哪个地址,什么时间考,一点儿差错都不能出,每一次行程都要安排妥当,否则就会耽误一连串行程。
“而且那会儿还没高铁,出行的话,近途靠绿皮火车,长途靠飞机,一出门都是全家出动。”在她记忆中,妈妈陪着她一起艺考,在北京就呆了一个月,在济南又呆了半个月,“有一天,正好是中戏戏文系出复试名单,在北京;可同一天我在济南,参加另一所学校的复试,没办法去看榜。于是我妈陪我在济南考试,派我爸去北京看榜——看榜后我爸给我打电话,说进了复试,于是我当天在济南参加完考试,再从济南赶到北京,参加后面举行的复试,行程特别紧凑。”
最后“结算”时,她报考的浙江传媒学院、南京艺术学院、湖南大学、重庆大学、山东艺术学院、四川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从编导、戏文、导演到播音专业,全都通过了艺考,总共拿到了多达12张“文考证”,也就是学校发放的合格凭证——先拿到这张证,再达到高考录取分数线,才会被艺术院校录取。
“还好我考试时只需要带着文具,不像人家音乐生,还要带着琴到处赶场。”张冉笑说,“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什么是辛苦,只知道要一门心思多考一些学校,多考一个专业,就多了一个可能性。现在艺考形式有了很大变化,许多学校取消了校考,考生不太需要再像我们那时一样四处奔波——但那段吃苦的日子,对于参加过艺考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幸福的青春记忆。”
上图:张冉和先生的婚纱照选择回到上戏校园拍摄。
当年,考生的数量以几何倍数激增,考场规则也被重构得公平公正严丝合缝:初试、复试、三试层层淘汰;文化课的分数门槛逐年抬高,防作弊与考官回避制度日益完备。在这样一个现代招考流水线上,艺术院校究竟在寻找什么样的人才呢?
在张冉身上我们看到了答案——应试流程中,能够脱颖而出的,仍然是敏锐的感知力。
张冉当年在上戏报考的是播音主持专业。正如她所说,千禧年后的艺考,已演变成一场漫长耐力赛。她参加的是北京考点的测试,考场设立在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
“一共有三轮面试:初试、复试、三试。每轮考试结束后等待发榜的时间,是最煎熬的。”张冉回忆道,“找到了自己的考号就会特别开心,因为这意味着你拿到入场券,进入下一轮了——然后我妈就开开心心地拿着我的准考证和钱去缴费,每一轮考试缴费100元。我妈后来说,她从来没有过这么开心地花钱的经历。”
初试,是自我介绍加上自备稿件朗诵,还有才艺表演。到了复试,就要“抽图”,看图说话,加上辩论,还有现场搭档主持环节。而三试不仅要上镜表演,要写作文,还要和考官面对面聊。每一试都很不容易。
复试时,张冉抽到了一张图——画面中央,一个成年男人背对镜头,孤立地站在一张大会议桌边,身形显得沉重;而在画面的左上角,露出了一盆小小的室内绿植。
前面几位考生几乎无一例外地顺应了画面的基调,将评述重心放在了男人的职场压力上。轮到张冉发言,在从容地分析了男人背影所投射的现实压力后,她把话题引向了画面不起眼的边缘角落: “……但是,我也看到了左上角那一盆绿植。这一抹绿意代表了希望……”
唯独这个女孩,在逼仄的环境里捕捉到了那一丝代表生机的绿意。主考官当场毫不吝啬地对她进行了表扬。而这句在考场上罕见的当面赞许,也给年轻的张冉注入了巨大的底气。
三试顺利通关。当年5月,全国高考前夕,张冉收到了上戏寄来的专业文考合格证。专业名次高居前列,这意味着只要高考正常发挥,上戏的大门已然向她敞开。
“感觉快乐被拉长了,一家人开开心心吃了一顿饭,然后转头更努力地去学文化课。直到6月份高考交卷,才真正开始畅玩。”
2004年,张冉跨进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校门。在这所戏剧殿堂里,她足足学了7年,从播音主持专业的本科,一直读到电视剧编剧方向硕士毕业。上戏那些真正学贯中西的学术泰斗与名师让她受益终生。“本科时,很喜欢孙祖平老师的写作课;研究生时,又最喜欢倪震老师讲电影的课程。”
这座学府不仅重塑了她的专业生命,也让她迎来了浪漫人生——张冉与上戏师哥相识相爱,最终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就连他们的婚纱照也是在上戏校园拍摄的。
寒来暑往,蓟门桥与华山路的梧桐又将迎来新的面孔。艺考的考场永远不缺年轻的脚步,总会有一批又一批怀揣热望的年轻人推开这扇大门,褪去青涩,各展所长。聚光灯会熄灭,潮水般的掌声终会散去,但那些对生活真挚的凝视,总会在光影岁月,照亮漫漫前路。记者|阙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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