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胖子”去哪儿了?
最近,北京人艺院长冯远征有点苦恼——人艺招不到“黄胖子”了,放眼望去,全是“白富美”和“高富帅”。
黄胖子是谁?
熟悉人艺经典话剧《茶馆》的人,对黄胖子这个角色不会陌生——第一幕一开场,提笼架鸟的旗人、茶客、算命的,在裕泰茶馆里穿梭,掌柜王利发忙着前后照应。后院打群架的阵势拉开,出来调停纠纷的,就是黄胖子——老舍原著里对他的描述是:40多岁的流氓头子。
冯远征感叹:“我们也需要生旦净末丑,不是说全要长得帅、长得漂亮的。”
此话一出,瞬间引起大家的共鸣。人艺的困境背后,牵动的是整个表演教育。众所周知,人艺有诸多经典剧目传承,剧院招人不仅是为了排新戏,还得为王利发、秦二爷、周萍、繁漪、陈白露这些经典角色储备接班人。但现在,角色光谱里的空缺越来越明显,白富美高富帅越来越多,而生活化的人物在每年成批毕业的艺术生里,几乎成了稀缺物种。
上图:北京人艺版话剧《茶馆》。
最稳妥的公约数
在上海,培养影视戏剧人才的高校教授同样注意到了这种错位。
“传统的表演系学生招考讲究‘生旦净末丑’。”上海大学电影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刘海波告诉记者:“戏剧影视艺术本质上是反映生活的,角色来自千行百业,人物在高矮胖瘦、外貌气质上也应该是千差万别的。为了更好地传达生活,演员的外在形象应当更多生活化,而不是偶像化。因此,艺术院校过去招收‘生旦净末丑’、招收各种类型学生的传统路径,其实是有道理的。”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艺考大概还是老一辈艺术家戴着老花镜,在一群年轻人中间“慧眼识珠”的浪漫江湖。但刘海波指出:今天的艺考招生流程,已非常讲求“程序正义”。
为了杜绝人情条子、防范暗箱操作,现在的艺术类院校表演系面试极其严苛——考官必须严格保密,考题当场随机抽取,线上初试甚至都要架两个机位防作弊。到了打分环节,通常实行的是考官之间互不交流、严禁讨论的“背靠背”机制。
这种程序上的公平初衷是很好的——却在客观上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中庸化。
在刘海波看来,艺术人才最宝贵的是个性和不可替代的辨识度。如果把一个学生最个性化的特质算作100分,在集体打分下,个性强的考生往往面临两极分化的评价——有的考官惊为天人,有的考官觉得不可接受。“反而是各方面挑不出大毛病、但也谈不上多惊艳的学生,容易拿到稳定的中等偏上分数。”刘海波打了个比方,这就像高考阅卷,四平八稳的作文永远比兵行险着的怪才更容易安全过关。
但生活本身是庞杂的,有贩夫走卒,有引车卖浆者,外貌气质千差万别。如果演员的入口全成了“白富美”“高富帅”,那么台上的生活难免就要失了真。
更微妙的心理,还在于“避险逻辑”。如今网络舆论很敏感,招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帅哥美女进校,大家觉得顺理成章;如果某位考官凭借直觉,坚持招进一个长相平平、五官不那么端正的学生,一旦被推到聚光灯下,很可能招来铺天盖地的质疑:这人凭什么能当明星?背后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安全考量下,符合大众常规审美的“高富帅”和“白富美”,自然成了最稳妥的公约数。
于是,过去那种老艺术家力排众议、哪怕违背常规也要把某个“怪才”破格录取的佳话,在如今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传说。
巧合的是,冯远征自己当年其实就是这种评价体系的“漏网之鱼”。他早年练过跳伞,想当专业运动员未果,后来跑去考北京电影学院,专业课成绩前三,却因为外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浓眉大眼,“帅不过唐国强,丑不过陈佩斯”,就被刷了下来。如果不是后来考进北京人艺办的学员班,中国戏剧舞台很可能就少了一个顶梁柱。
高校教育并非“私人订制”
面对剧院找不到“黄胖子”的尴尬,有人会问:大学表演系为什么不在招生时按需分配?既然剧团缺矮个子缺胖子缺丑角,多招几个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上图:冯远征主演话剧《张居正》。
在上师大影视学院教授齐青看来,这种思路既不现实,也不科学——高校的职责是培养通用的表演人才,而不是为一个具体的剧组“订制螺丝钉”。一个表演班通常只有十几到二十几个学生,学校不可能提前预判未来四年乃至十年后,行业和剧团究竟需要多少个胖子、多少个矮个子。
“特型演员的需求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齐青直言,除非剧本落地、角色成型,否则很难去前置性地定义形象。更重要的是,过早把学生框死在某一种特定的物理外形里,是对演员可塑性的窄化。
历史上很多优秀的演员,从来都不是靠外形与角色的绝对贴合来演戏的。有些演员自身的气质和角色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凭借对人物心理的准确体认和过硬的声台形表,照样能在台上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而像古月、唐国强这样成功饰演过毛主席的演员,传统上可能有个称呼叫“特型演员”,其实他们在其他角色和其他剧组也都有上佳表现。
齐青认为,大部分院校在招生章程里并没有所谓的身高外貌硬指标,但某些影视剧组可能会出于机位构图、男女搭戏的实际拍摄便利,对身高作一些要求。“电影电视剧有全景、中景、近景的景别调度。如果男女主角身高落差达到30厘米以上,两个人同框对戏,摄影师的构图会变得被动,镜头要么切到头,要么带不到脚,有时候就不得不让矮个演员全程垫着箱子拍。”齐青解释道,“少数院校在招生时设定身高要求,主要是基于当下影视工业的用人标准,并不是老师们非要给学生定个框架。”
他认为,考官在现场真正盯着看的并不是考生的皮相,而是他身上有没有“戏”。齐青当过考官,他非常注重观察考生“灵不灵”:“一个考生哪怕长得再漂亮,如果在即兴小品里眼神发木、不会走位、和对手没有配合交流,他也只能去拍平面广告,做不了演员。”
尽管当下有快速审美的趋势,但齐青认为,考官最看重的依然是学生的灵性、应变能力,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细节的敏锐捕捉。
条条大路通罗马
在专业艺术院校逐渐演变为精英化、标准化人才蓄水池的同时,一个常常被遗忘的事实是:回溯我国近半个世纪的表演史,许多被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面孔,原本就不是从学院象牙塔里走出来的。
中国影坛的许多传奇人物都带有强烈的工农商底色——百花奖最佳女主角龚雪,最初是文艺兵,早年在部队的历练赋予了她温婉却坚韧的气质;歌唱界的毛阿敏,曾是上海工厂里的一名普通电工,在车间工人业余文艺汇演里拔尖,才一步步被挖掘推荐;香港影视黄金时代的大明星周润发、梁朝伟、周星驰,也都是TVB无线电视台自己举办的艺员训练班里成长起来的,周星驰更是陪梁朝伟去面试被顺带选中的,更不用说各种潜入学校、职场、街头寻找明星脸的“星探”——做演员的门槛,本质上并不高。这些没有经过象牙塔规范化训练的面孔,带着各自的天赋和生活体验,也带着出人头地的渴望,直接撞进了镜头。
上图:温哥华电影学院率先开设全国首个“AI电影制作专业”。
到了今天,演艺行业和所有其他职业一样,走向规范化。艺术类院校的招考就像高考一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文工团在缩减,年轻人要想演戏,除了自己当博主先操练起来,或者蹲守在横店这样的影视基地,还有一个主要的途径,就是报考社会化的表演训练班。
2017年,周迅、陈坤和著名制片人陈国富联手创办了演员表演培训班“山下学堂”,设立新人班、职业演员班和大师班三级课程体系,分别面向非专业演员入门、专业演员进阶及高阶训练。
与行业关系紧密的院校也早已开启了探索——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程波告诉记者,社会化培训正好可以打破传统院校追求“主角脸”“明星脸”的窄化审美,关注更宽的角色光谱与可塑性。
程波透露,温影曾联合真人微短剧剧组开办了三期社会化表演培训班,两周左右的短期精准实战,让学员“毕业即就业”,不仅放宽了外形门槛,甚至还有学员慢慢演上了男女一号。
在程波的规划里,温影还在策划针对青少年的表演培训班和针对中老年的“银龄”表演培训班。
“现在不仅是北京人艺找不到‘黄胖子’,影视剧、短剧里老人角色的供给也出现了断层。”程波指出,在传统艺术院校里,大戏排演遇到爷爷奶奶的角色,通常只能让20岁出头的在校大学生通过贴假胡子、画皱纹、佝偻着背去模拟。这种模拟作为一种课堂教学训练当然有其价值,但一旦放到真实的影视镜头或大剧场里,破绽一览无余,“最有效、最打动人的方式,永远是老人演老人,胖子演胖子。”
即便是在艺术学历教育高度规范化的今天,非学历教育和民间渠道的活力依然不可小视——北京人艺自己也在重拾历史上的优良传统。2019年,人艺重启了早年的“表演学员班”模式,从1000多名报名者中选择了15位,进行集中训练。冯远征更是亲自授课,从呼吸到形体,带着年轻人一起练绕口令:八百标兵奔北坡。
“当时经过3年多的探讨,终于决定,重启学员班。因为我们没办法给学生发文凭,跟别的艺术院校也没办法进行共建,后来就走了培训班的路——招已经本科毕业的艺术类院校的表演系学生。”冯远征介绍说,“我们挑最好的、合适的来。不收学费,北京人艺的名师,比如濮存昕老师,来为学生上课,强化培训,为期一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甄别制度,三个月一甄别——北京人艺有自己的演员标准,如果不合适,就别耽误,因为虽然不收学费,孩子们生活在北京,要吃要住,也有蛮大的压力。”
上图:周迅、陈国富、陈坤联合创办“山下学堂”。
冯远征曾和杨立新讨论:北京人艺有“博物馆式”戏剧——就像古董店必须有“镇店之宝”一样,对北京人艺来说,可以有各种样式的《茶馆》、各种解读的《雷雨》,但依然要保留老《茶馆》、老《雷雨》的风格样式,因为它们就是“镇院之宝”。有些戏必须原汁原味。“对年轻演员来说,学习和传承前辈艺术家赋予角色的精神气质,有时甚至比创新还难。但我们要等他们成长、给他们舞台,通过复排搭建起一座演员通向人艺历史与经典的桥梁。”
一个健全的文艺生态,本该像人艺的经典戏《茶馆》一样,堂倌、掌柜、茶客、算命先生,甚至街角讨饭的,各安其位,神采各异。
上图:万岁山武侠城 有众多NPC演员。
“高富帅”和“黄胖子”还有共同的“敌人”
在程波看来,高富帅和“黄胖子”的矛盾还是表面的,更深层危机是双方都要共同面对的:真人表演场景正被AI技术挤压,AI微短剧的体量已经超过了真人。传统表演该何去何从?
在这个由算法搭建的AI世界里,剧院苦苦寻觅的“黄胖子”,只需要在提示词框里输入一串字符:“清末,茶馆茶客,男性,50岁左右,矮胖,眼袋浮肿,眼神市侩”——按下回车键,几秒钟之内,算法就能生成四张完全符合老舍原著描写的“黄胖子”面孔。如果对某个角色的体态不满意,只需局部重绘,几分钟内,“黄胖子”要胖便胖,要瘦便瘦。
曾经因外形限制导致匮乏的特型演员,在数字世界里成了一种几乎零成本、无限量供应的廉价资源。
这种冲击早已不仅停留在制作间,在低成本的微短剧制作领域,AI真人短剧已经取代了不少真人演员。程波提到,随着生成式视频技术的迭代,一些微短剧里的老人、路人甲、背景群演甚至反派角色,都已经开始直接由数字分身或AI画面替代:“原本需要群演、特型演员的活儿,现在软件一跑就出来了,真人开工量在特定领域出现了骤减。”
但AI真的能把活生生的演员连根拔起吗?
面对这个正在重塑全球影视工业的技术变量,几位身处教学一线的学者都给出了冷静的剖析。
齐青教授对于AI技术本身持研究与接纳的态度,但他很看重背后的伦理边界与法律防线:“行业未来可能会建立演员的数字资产库。如果演员本人明确授权,出让自己的形体、微表情、声线数据,用于特定场景的数字化生成,这是合法的商业合作。但核心前提是明确授权,并且成片必须在片头片尾用显著标识注明这是AI生成的数字人,不能欺骗观众。”
齐青担忧的是没有监管的技术滥用——如果资方为了追求极限制造成本,绕过演员权益去盗用、拼贴演员形象,或者利用AI批量制造毫无灵性的行尸走肉,最终造成的将是整个影视表演生态的荒漠化。“如果没有严格的行业规范,真人演员的生存空间会被劣币驱逐良币式地挤压。再者说,全靠算力堆砌出来的东西,初期大家可能觉得新鲜,久而久之一定会带来严重的审美疲劳。那种没有任何生命体验做底色的AI脸,是无法长久留住观众的。”
在齐青看来,恰恰是在AI大兵压境的时代,戏剧舞台展现出了它不可替代的尊严。“电影电视可能会高度工业化,AI甚至可以成为其中一种好用的重要元素。但舞台不一样。没有AI的时候,好的剧场演出就一票难求;有了AI,舞台只会更珍贵。”
舞台的不可替代性,恰恰建立在它与AI完全不同的“活人感”和“不完美”上——演员因为情绪饱满而微微颤抖的指尖,或者是某一场因为对手戏演员节奏变化而导致的临场错误和化解——这些带有瑕疵的、不可复刻的瞬间,是冷冰冰的AI无法取代的。
但AI时代已来,首部AI制作的超写实院线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也已经公映。对于从业者来说,如何更好地运用AI,同样值得研究。
上图:首部AI真人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里的AI男主角。
走在行业前沿的温哥华电影学院,去年已经率先开设了全国首个“AI电影制作专业”。“学制三个月,打通全流程。在这个新生态里,懂传统表演的创作者反而成了稀缺资源——因为他们深谙人物塑造和动态细节,在利用关键帧、倒喂形象设计AI角色时,‘抽卡’成功率更高、表演也更细腻。”
“我们不该把表演理解为只在镜头前露脸。”程波认为,演员的生存场景正在被技术重新定义。除了传统的舞台和影视,文旅演艺、沉浸式剧场、密室逃脱中的NPC交互表演,正在成为真人演员巨大的吸纳池;即便是面对AI,受过专业训练的真人演员依然拥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破局的关键,在于拓展表演的外延——AI无可避免会侵占真人表演的空间,但这也可能为“表演”二字开启一片全新的生存蓝海。记者|阙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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