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约瑟问题”，我看了三本书

　　我们知道，有一个“李约瑟问题”——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许多学者回答过“李约瑟问题”，答案有政治制度说，有经济结构说，有哲学逻辑说。1993年，托比·哈夫在著作《早期现代科学的兴起：伊斯兰、中国与西方》提出了一个社会学解释：现代科学的兴起是社会制度演化的结果，西方产生了“法人”的概念，允许大学和专业团体拥有法律上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使西方大学成为一个知识的中立空间，学者们可以自由地进行理性的辩论，而不必受限于宗教教义或皇权的控制。相比之下，伊斯兰世界缺乏法人机构，中国的科学活动则长期依附于帝国的官僚体系，二者都未能为持续的、独立于宗教或行政目标的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土壤。哈夫指出，科举制度的核心功能是选拔维护统治的行政人才，它不是独立的教育机构，而是政府的延伸，学者们在思维和职业路径上完全依附于国家权力。

　　汉学家本杰明·艾尔曼在著作《在他们自己的术语下：中国科学，1550—1900》中主张：按照中国学者格致和考据的概念及其实践方式来讨论中国对自然研究的兴趣，而不采用西方中心论。清朝统治者（如康熙）和知识分子（如梅文鼎）要通过“西学中源说”这一历史策略，将西方科学知识“驯化”并整合到中国的知识体系中。艾尔曼介绍了清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数学典籍进行的校勘工作，他也讨论了传教士的传教目的及其在科学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编码。艾尔曼指出，无论是在明末清初的耶稣会时期，还是在19世纪的新教时期，科学都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播，而是服务于宗教转化这一议程。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事业试图达到改变中国文化底色的政治和宗教目的。

　　许多学者将牛顿1687年发表《数学原理》视为科学诞生的标志，提摩西·费里斯的《自由的科学》一书中说，牛顿的书可以帮助人们对抗迷信和威权。受牛顿科学影响的启蒙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包括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等。提摩西·费里斯强调，科学要求自由并展示自由的社会效益，从而创造了一种科学与自由的共生关系，科学与自由共有以下核心价值观——反威权主义、怀疑精神与异议、自我纠错能力、平等主义、言论与交流自由、普适性、实验精神，还有人文价值：科学并非在伦理上全然中立，它产生并滋养了一系列人文价值观，包括人的尊严、公正、荣誉和自尊。

　　以上三本书帮助我从不同侧面找寻“李约瑟问题”的答案。撰稿 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