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构成家庭成员”？双方都不领情

　　最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反家庭暴力（适用虐待罪）的一组案例，受到了“男”“女”两方一致的误解。

　　先举例子，刑法规定，暴力殴打正在执行公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用构成轻伤），构成“妨害公务罪”。但是，打了正在执行任务的辅警，能不能定这个罪？如果不能，那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以后执法对象都会去打辅警。所以，司法实践中会把辅警“推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反过来说，辅警能不能拿着判决，要求自己入编呢？

　　是不是觉得哪里卡bug了？

　　最高检的这个典型案例也是如此，刑法规定：虐待罪的受害对象必须是“家庭成员”。但如果男女双方并没有领结婚证，但是长期同居，其中一方利用共同生活的机会，不断地殴打、虐待侮辱，导致另一方自伤自残，司法机关推定这样的同居关系构成家庭成员，从而适用“虐待罪”。

　　“同居可以被认定为家庭成员”，是在适用刑法虐待罪时才能使用的，不是说：同居就是家庭成员关系，更不是一些自媒体故意演绎出来的“同居5年之后就可以分共同财产”。

　　我以为举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能够明白。但是，我还是低估“身份政治”的执拗。一边坚信这是“小仙女侵蚀法律圈”的结果；另一边也不领情，并不认可扩大虐待罪的适用范围，反问：暴力行为为什么有家庭内外之分？打人应适用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本身就是为家暴（男）的“减刑”？

　　为什么会有虐待罪？因为很多虐待行为不构成轻伤，没有办法适用故意伤害罪啊！打得重的，当然可以追究；打得不重的，尤其像“北大包丽自杀案”那样，被告人长期精神摧残、侮辱导致被害人自杀的，没有办法追究故意伤害罪，就得适用虐待罪。

　　但是，男性和女性都觉得这些法律政策背后是对方那个性别的人在“使坏”，祭出了“父权”“爹味”“小仙女”等名头，互相攻击。双方争得不可开交，但是在方法论上却是出奇的一致，就是坚信：应该以男女性别来划线，以“她有问题”回应“她权利”的申索，以“他的毛病”嘲弄“他权利”。绕开了真问题，避开了理性方案，纠缠在他与她的概念中。

　　事实上，很多问题不是性别的问题，性别叙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看似解构带来的大彻大悟、灵光乍现，其实是以正义油彩涂抹了诡辩，让成熟的叙事支离破碎。经过社交媒体的表达极化、组织聚化、内容劣化之后，性别撕裂已经成为当下尴尬的现实。

　　性别叙事的解构，带来的是舆论场一片废墟，没有构建什么，却毁了很多。撰稿 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