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微观发展史
阅读提示：法治发展的核心并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数字背后隐藏的公民对于法治意识的认识和提高。
洪 流
笔者业余时对军事较感兴趣，有空喜欢看看军事类书籍。有一个叫余戈的军旅作家，从全新的“微观战史”角度对抗战史进行研究。他在写书前往往搜集大量的史料，然后再将写作焦点集中在某一特定时间段，从微观的视角叙述某个战役。余戈写的书，与传统的报告文学大相径庭，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微观考据，拨开历史的迷雾，得出作者自己的客观判断。读者可以从大量丰富的史料中，感受到当年我国军民抗战之艰辛和胜利的来之不易。
由该种类型的历史报告文学，笔者想到了我国过去三十余年法治的发展。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重新进行法治建设，社会成员对于过去三十多年的法治建设成就，基于各自的主观认知，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种微观层面的法治观，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话题。我们的不少学者习惯了大而全的宏观叙事，喜欢从高大上的层面去考据法治的相关问题，却往往忽略了具体的社会经历者的感受和认知。同样的一个法治话题，放在一个未接受过法律教育的社会成员和一个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面前，或者放在一个有多年司法工作实践经验的法官面前，他们可能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到底谁说的对？某些答案放在今天可能是对的，再放二三十年回头来看，可能又变成错的了。
从微观层面研究法治的发展，关键还是在于尽量摈弃主观性太强的判断，多以客观的数字和资料来说话。
以笔者为例，当年大学本科毕业进入西部某省份中级法院工作时，全院不到100名干警，只有两辆老式的北京吉普和一辆老式的苏联伏尔加，两辆北京吉普优先配给了有“法院窗口”之称的刑庭，“伏尔加”则是院长的座驾；工作了五六年后离开中院时，单位里的配车已经增加到了十多辆，基本上可以做到每个部门都有配车；到去年笔者再与之前的老同事交流时，被告知现在法院干警已经将近200名，全院的配车几乎已经接近每两三人一辆的水平。至于办公环境和居住条件，则早已今非昔比。
除了硬件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软件方面的提升。随着年老的法官逐渐退休，新一代法官开始挑上了大梁，这些法官均毕业于正规的法律院校，受过良好的法律教育，具备基本的法治思想和意识，其理论和实践能力也远远超出了前辈。
离开法院改行做律师后，笔者也亲身经历了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的发展。从2000年最早在浦西某个小型办公楼里的三五个律师，到后来辗转浦东浦西之间，十余年来不断地壮大和多次地合并，律所今天的实力已跻身上海滩一千多家同行的前十以内，创收数额比起当年开所之时，已经翻了上百倍，至于律师人数则已经到了200余名的水平。
至于律师的执业环境和执业水平，也在律师们的各种抱怨声中一年年地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发展也不是无代价的）。放在十年前，一个刑辩律师根本就想不到自己拿着介绍信、委托书和律师证就可以到看守所去会见自己的当事人（特殊犯罪的除外）；放在十年前，当大量的外资所涌进大陆瓜分大陆律师的非诉市场时，手足无措的大陆非诉律师首先想到的是动用司法行政的力量去约束外资所的汹汹之势，而在今天，随着中国资本走向世界，已经开始有中资所进入世界律所前一百强，更有不少的中资所开始收购或联合海外的西方老牌律师事务所。如果考虑到新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只是改革开放后的短短三十多年，这当中的发展速度和力度，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不能比拟的。
对中国法治的发展史研究，宏观和微观层面两者缺一不可，法治建设的发展离不开数字来说话，但是法治发展的核心并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数字背后隐藏的公民对于法治意识的认识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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