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短的长篇

　　认识张先生，是1972年，在香港黄凤翎佛教中学。要说这缘分奇妙，便要从当年的过去和未来说起。

　　他从玫瑰岗书院去了黄凤翎然后去了英国，我从黄凤翎去了台湾再去了玫瑰岗书院。黄凤翎是和张先生遇上的一个驿站。那时候怎会知道他是后来的“张国荣”，只是没忍住不走上前跟他说：“如果真有罗密欧其人，他就是长你这个样。”那年我中二。

　　第二个驿站，我从台湾回到香港来，他从英国回到香港来，我进了丽的电视，他也进了丽的电视。然后，我们为同一个剧集《爱情故事》工作，他是演员，我是编剧。那是1976年。但二人没有提及前事。

　　1982年，我给在商台的《笑口早》做资料搜集。有一天主持人黄韵诗在访问张先生之后告诉我，张先生问起了我。大抵他还没有从被唐突的我所吓倒中康复。听着黄韵诗口中十年前自己的行径，一是早忘记了，二是想否认也不行。但回想起来，都是张先生的“错”：和《殉情记》（1968年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男主角莱昂纳德·怀廷撞脸。

　　1997年底又巧合地与张先生重遇。1998年初，兴起邀请他演出舞台剧的想法。在友人N安排下，与他在柏林影展度过了最长的相处，那几天非常奇妙，仿佛是把过去的“生”都煮“熟”回来。虽然，之后和张先生又回到各自的轨迹上去。

　　2003年4月1日下午六时半，我在一家相熟的影音店里，本来低着头在找影碟，耳畔的电视新闻一字一字传来不可置信的消息：中环文华酒店，怀疑自杀，张国荣。我抬头望向电视，新闻主播还是新闻主播，不可能回答我那一刻涌上来的所有问号。

　　这个张国荣，是我认识的张国荣？我认识的，又是那一个，张国荣？

　　然后是全城的哀恸。然后是第一个五年，十年，十五年，然后今年已是二十三年的成为历史。

　　二十三年很长，但相比和张先生初识的五十年前又只是一小步之于一大步。中间的人生阶段，得和失都有很多很多，而交汇的意义不在发生了什么，而是它的难能可贵，不因为他是名人，反倒因为我有机会见到他的另一面：名成利就，不一定改变一个人心底的召唤。

　　那次离开柏林前，大伙到了前东柏林一间咖啡店。大抵看到我比较怕生，便带了我去逛咖啡店的装璜与环境，那是一家平平无奇、毫无装饰的店，而你看着木桌子木椅子和木墙壁忍不住赞叹：“真好。”你对不同人有不同意义，于我，便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但，我真的有“失”吗？从少时到长大后的这些遇见，再短暂，也还是像收到礼物般，让我觉得感谢和惊喜。

　　听张先生最后一回见面时的一段话，日子愈久，愈是回响。也许，这是识于微时的福报。撰稿 林奕华